史绍宾在《人民日报》亮出的一连串“铁证”与“剖析”，如同密集的排炮射向吴晗，同时射向已死去四年、远在台湾孤岛的胡适的尸首，尽管有些意淫的味道，但感觉应该是与射向身陷囹圄但尚在喘气的吴氏是一样爽的。许多年后，据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王春瑜回忆说：尹达当年曾对他们几个年轻的研究人员说：“‘文革’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洗澡，互相都看见了，原来你有一个鸟，我也有一个鸟！”

    按时间推算，尹达说这个话的时候，应是在“文革”中期之后，也就是他被历史所的造反派从“中央文革小组”大本营揪回所内，接受群众批判并在中央政治集团内部失势之后的事。因历史所有造反派公开张贴大字报，揭露尹达所说的“鸟”事，并谓此话是“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而广为人知。

    但在初向吴晗亮剑挥棒和发射排炮的时候，正春风得意的尹达所言之“鸟”尚未露出，露出的是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打倒、手握重权、言行举止关涉国家安危的高官大吏的人头。当然，还有一部分无职无权，只有一肚子学问，言行举止轻如鸿毛的知识分子。但后者并不是重点，而前者才是最早被展示、阉割的对象。

    就在吴晗投靠胡适“铁证”亮出的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急插播了新华社电讯：

    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

    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前北京市委的领导，贯穿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揭露了‘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根子，就是前北京市委。……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他们得到的结果，只能是身败名裂。”

    随着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领导班子彻底倒台和身败名裂，吴晗的命运也急转直下。除已经身染的“海瑞”、“三家村”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过，又因史绍宾“铁证”的出笼，牵涉出早年的家庭出身和胡适的瓜葛，吴晗的头上又骤然增加了“反革命老手”、“美帝国主义的奴才的奴才”等几顶沉重的钢盔。自此，吴晗彻底失去人身自由，整日接受“组织”审查和革命群众游街批斗。

    他面临的不只是“身败名裂”，而是时刻有被“诛之”的危险。

    吴晗的养子、当时只有7岁的吴彰后来回忆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绑跪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以后我们听说，爸爸戴着手铐被押到人民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一处市政府拨给的宽敞明亮舒适豪华的住宅里，随着批斗的升级，吴氏一家被扫地出门，进入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黑屋子居住。除了吴晗被整日拉出去转着圈遭受棍棒伺候，“文革”中诞生的红卫兵还勒令身体恢复得刚刚能走路的吴妻袁震，每天拿着扫帚到北长街打扫马路，并随时把吴、袁夫妇二人绑在一起拉出去批斗与侮辱。当时住在北长街的许多人亲眼所见，在酷暑烈日下，吴晗被红卫兵与街道内一些不知道什么身份的北京土著，拧着脖子反剪双手拖到马路上，被强行按跪在粗硬的瓦砾上，用皮鞭棍棒等施以毒打。毒打过后，吴晗每次爬起来，青紫色的膝盖早已磨烂，全身皮开肉绽，鲜血顺着大腿一道道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