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有规律，用功时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时或竟数日不读书，以故论文尚未做好。弟个人颇觉其将来可有希望，前言之汤公（用彤），欲俟其毕业后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让郑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随史语所自李庄返南京后，没有留在史语所工作，也未能进入北大，而是远赴吉林长白师范学校教书。是否傅斯年也与周法高有同样感受或有其他复杂的原因而没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据可考的是，汪篯对北方严寒感到极不适应，并不断致函郑天挺诉苦求援，希望导师能“拉学生一把”，让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自来吉林，十旬瞬届。……关外奇寒，去冬特甚，经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时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坚冰在须，亦属常见之景象矣。……虽燃壁炉，仍未能免［于奇寒侵袭］也。”继而说教学工作之忙乱与生活之无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读进益之余暇。长此以往，心致孤陋寡闻，不能复振，宁不可哀？！故企盼吾师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为感。”最后特别强调“名义、待遇，在所不计”。

    正在郑天挺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设法时，汪实在耐不住长白师院的生活而卷起铺盖欲自行离开。当他得知陈寅恪已回北平清华大学任教后，在未受到任何机构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读书、处事方式，只身来到陈寅恪家中要做陈的助手。陈寅恪一看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与天真热诚，出于同情和爱惜，便把汪氏留了下来，与从北大借调的弟子王永兴共同协助陈氏著述。半年后，经陈寅恪与郑天挺、傅斯年、胡适沟通，为照顾陈氏面子，也为了却郑天挺等人的一块心病，北京大学决定聘用汪篯为副教授，并以此名义继续做陈的助手。于是，汪篯在陈寅恪南飞之前这段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拿着北大薪水为清华导师服务的特殊人员。这两年多的时日，汪篯吃住都在恩师家中，与陈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导师相似，年近四十岁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个简单的家。

    历史赋予这对师生的最后两年中，汪篯显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时期用功、用心了许多，并得到了陈氏治史方法的真传。这个时期的汪篯不仅协助陈寅恪著述与修改、校正书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并为陈氏所接受和采纳。尽管在以后的几年，汪氏像他的同学周法高所言，没有发表太多的研究论文，但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受到越来越多的同行瞩目与尊重也是事实。这一事实用传记作家陆健东的说法，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汪篯公开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大部分都有独创性”。据说后来汪氏也开始静心治学，准备成就一番大事业了，可惜时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说，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杀身亡，其学问之造诣与成就并非在台湾孤岛上自视甚高的周法高辈所能望其项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为后继乏人的中国史学界又添一悲剧。

    1948年底，当陈寅恪与胡适仓皇离开北平南下之时，年轻的汪篯没有排在傅斯年拟就的“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而留了下来。当然，即使名单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时思想已急剧变化的他也会与恩师分道扬镳，毅然决然地去走他的阳关大道的。留在北京大学的汪篯很快成为中共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时代的宠儿，并于195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作为北大教师队伍中一颗腾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带职学习，很快成为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与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后备领导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时期有名的大才子陈伯达为主任的历史研究委员会作出几项重要决策：尽快在中国科学院再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创办一份代表新时代历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历史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