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在京城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曾国藩在给家乡诸弟的信中明确提及：“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又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则虽四弟中等之资，亦当有所成就，况六弟、九弟上等之资乎？”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曾国藩在致九弟曾国荃的信中特别强调说：“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又说：“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写这封信的时候，曾国藩已在家乡办团练并率湘勇与太平军交战有年，且湘勇坐困南昌，进退不得。因父亲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由江西回籍奔丧。居家期间，九弟曾国荃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而洪杨内讧越演越烈。在这关键时刻，老九却灰心懒散，有见异思迁之意。曾国藩针对这位九弟“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认为“大不可”，并有了一番关于“志”与“恒”的谆谆教导。信中有些话当是曾国藩的自谦，但在对“志”与“恒”的理解当是不差的，曾氏一生多次将“士人当有志有识有恒”的话题赠年轻学子，足见他对这一事理的深刻认知和重视。

    通观曾国藩家书，验之曾氏一生言行，基本上是说到做到的，可谓“笃学尚行，止于至善”。如流传后世的曾国藩日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曾氏自道光十九年开始记日记，一直到道光二十五年止，后来十多年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咸丰八年，曾氏丁父忧复出，决心恢复记日记的习惯。此后尽管战事连绵，作为湘勇的中流砥柱，诸务繁杂，但曾氏仍坚守定律，天天记之，从未间断，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手不能执笔方罢休。此点体现的“志”与“恒”，皆非常人可比。

    需要作一点补充和特别提及的是，曾国藩初入京城尚未发迹时，曾拜过两位决定他一生命运的老师，一是官居太常寺卿的湖南善化人唐鉴，曾国藩得以奉旨在家乡办团练，正是唐鉴向咸丰帝推荐玉成。另一位是名震一时的理学大师、后来官至大学士的倭仁。他教给曾氏一个修身要诀：研几。几，乃几微之意。研几，即认真对待瞬间念头、细微小事，然后思索考虑，并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联系起来。要达到“研几”的较高境界，最佳的方式就是记日记，在日记中留下瞬间抓住的念头和思想火花，无情地解剖自己，批判自己，以求达到净化灵魂和向更高境界迈进的目的。后世史家对这个“研几”多有解释，如曾氏家族研究专家唐浩明说，这个“研几”就像六十年代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其实是不对的，应是诗人作家们通常所说的“灵感”，似更为合乎情理。

    家人至亲的言传身教，自有别人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曾昭抡在湘乡和长沙雅礼中学读书时，对曾国藩家书和日记犹感兴趣并有自己的领悟，前文已经述及，曾昭抡对祖辈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实实在在地下过大工夫拜读学习钻研过的。如对曾国藩提出的“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的主张，曾昭抡进一步阐述说：“‘志’是奋发的决心，读书必须有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