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授事件”案发，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分子并遭革职之后，除了被拉上“斗鬼台”接受批斗，便是猫在自家屋子里痛苦地“反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批判曾氏“反动言行”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地展开。据胡亚东回忆说：曾昭抡尽管兼任该所所长，但在教育部的工作很忙，很少来化学所，只是每周来一两次，主持重要会议、决策重大事情，日常工作由副所长柳大纲负责。当批斗展开后，“谁也说不出曾到底讲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一点分量也没有，轻轻地被送上了舞台。在化学所因为他是所长，所以必须有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有大字报的内容都是苍白的。绝大部分写大字报的人既未见过曾，也不知道曾为何许人也，更不知他有什么言论”。这幅图景恰恰反映了历史的诡谲和人生命运的不可捉摸。

    令曾昭抡最为痛苦的不是丢掉官帽和接受批斗与凌辱，而是寻找接收工作单位的艰难和不能继续工作的焦虑。自被逐出高教部大门那一天，他就在心中盘算着回北京大学任教，继续自己教书匠的生活，因自己原本就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化学系主任、教务长的身份转入政府机关做官的。如今官帽子被咔嚓一下撸掉了，回校当个教书匠总是可以的吧？只是他想得过于简单，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人自危的大趋势中，北大掌权者不敢贸然答应也不可能答应这一要求，曾昭抡在北大校门之外苦苦徘徊而不得入，此为精神上最为沉重的打击。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时运已去，往事已矣，再大的英雄也只能对苍天叫喊几声“奈何！奈何！”而又无可奈何！

    曾昭抡的同事兼好友、留美博士，曾担任过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联大教务长，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杨石先，对曾氏的处境颇为同情，遂产生了冒险“拉兄弟一把”的念头。但当时大学的权力控制在党委手中，并无多少实权的杨石先两次给学校党委打报告，提出要曾氏到南开大学任教，皆未得到如愿的答复。

    面对这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闲愁最苦”的艰难处境，得知此情的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实在不忍听闻，便主动出面聘请曾氏到武大化学系任教。李达之所以在狂飙突起的政治风潮中有些不识时务，或者说胆大包天地如此抉择，与李氏天生具有仗义执言的性格、政治资历以及与毛泽东本人建立的深厚友谊有着密切关联。李达是湖南零陵人，与毛泽东同乡。1920年8月由日本留学归国后，至上海与陈独秀筹建中国共产党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参加《新青年》编辑事务。1921年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同年翻译出版《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红色系列书籍。1922年秋应毛泽东邀请，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新时代》月刊。原为教务主任的毛泽东因有其他政治使命，只兼任自修大学的教员，当时的教员还有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等人。因自修大学设在原曾国藩祠内的船山学社，而船山学社与曾昭抡的堂姐曾宝荪、堂兄曾约农在曾国藩祠堂内浩园创办的艺芳学校，因争占地盘多次大打出手，虽在当地士绅调解下，船山与艺芳两校筑墙而隔，但以铁器和梭标械斗之事还是时有发生。自修大学进驻后，两家虽未再大打出手，但无论是教员感情还是学校的教学内容都有很大差异，这才有了毛泽东对曾宝荪、曾约农讲的那句话：“你们两位曾先生，书读得好，品德也高尚，可惜我们政见不同。”

    继毛泽东之后主持自修大学的李达，与艺芳学校的两位掌门人尽管“道不同”，但私人关系还算和睦，当1923年底，自修大学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查封并强行解散，李达离开船山学社时，已与曾宝荪、曾约农已建立了个人友谊。北伐战争时期，李达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