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阜外医院，确诊为淋巴癌，不得不住院通过采取化学疗法控制病情发展。曾氏的爱妻俞大絪闻讯心如刀绞，一方面竭力为曾提供必要的医疗条件；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向病人封锁病情消息。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病情得到控制，曾昭抡又回到武大任教，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了7名助手研究有机化学的相关课题。1964年，曾昭抡按惯例向学校党委写的一份思想汇报中称：“我虽年老有病，但精神未衰，自信在党的领导下，还能继续为人民服务10年、20年，以至更长的时间，争取为国家做出更多的贡献。”

    曾氏理想虽高，只是命运之神不会遂他之愿了，随着“文革”爆发，他的爱妻俞大絪在不堪凌辱折磨中自杀，而武大党委以“参加武大文化大革命”为由，拒绝曾昭抡赴京办理丧事的请求，一对天作之合的恩爱夫妻，在生命的尽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躺在北大燕园的俞大絪尸体被造反派找人拉于火葬厂火化，骨灰被抛入荒野。曾家的财物全部被造反派没收拉走，住房被他人占领。曾昭抡独自于荒野中翘首北望，含泪祈祷妻子在天堂安息的同时，心中明白，随着妻子撒手归天，自己算是彻底被扫地出门，要做异乡之鬼了。

    事实上，就在北京大学进入疯狂“革命”的时候，武汉大学也开始了大规模革命行动。此前，因毛泽东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身为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认为不合实际，以老同志的资格曾与前往武昌视察的毛泽东当面争论起来，结果是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不欢而散。再后来又由于林彪提出的“天才”、“顶峰”等高帽子问题，李达心中不服，又与前往武汉观察的毛泽东发生了争执。两次争执，使李达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并为李的惨死埋下了伏笔。“文革”爆发后，中南局与湖北省委一些平时与李达关系不睦的当权者，见时机已到，开始借机发难，欲置李氏于死地。湖北省委一位当权者公开放言道：“1958、1959年以前咱们对他还有点怕。……我所说的怕，把话说透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李达和毛主席有关系，主席很器重他，表扬过他，主席还叫他编书嘛！后来我们决定打倒他，就不许他走。怕就怕他去北京向毛主席告状。”对方的奇招秘诀果然奏效，再大的英雄身陷绁缧也无计可施，结果是湖北省委发动群众把李达揪出来公开批斗，并以种种方法加以折磨，意在尽快将其置于死地。李达在被斗得奄奄一息之际，偶尔得知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的音讯，遂打起精神，想方设法向毛泽东秘密发出了一封简短的求救信：

    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

    此致最高的敬礼！

    李达　 七月十九遗憾的是，这封求救信被湖北省委某领导截获扣押，鉴于私拆国家领导人的信件属一种犯罪行为，武汉方面的主政者在不敢烧掉，又不敢长期扣押的两难抉择中，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以平信邮寄的形式发往北京。据他们估计，当毛主席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李达应该是一命呜呼了。

    8月10日，已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看到了这封信，此时李达尚存一息之气。可惜的是毛泽东只提笔冷冷地批了“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几个字了事。

    8月16日，湖北省方面已得知毛主席的态度，一位掌权者率领随员迅速来到武汉大学，召开了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这位掌权者以少见的威风和趾高气扬的口气讲道：“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邑邑！”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里突然晕倒，仰卧在地，脸色惨白，口吐鲜血，但校中掌权者不许送医院抢救。直到8月22日，奄奄一息的李达才被送往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