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以磁石吸铁的力量吸引着无数青年教师和学生。据雷海宗一个学生回忆，连他的老同行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后到台湾的刘崇铉都极其推重他，称其为大学问家，并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好好听雷先生的课，他讲的历史课，有哲学意味。我做不到这一点。”如此一个学问大家，在严酷的政治折磨下英年早逝。

    当年陈梦家在国外搜集整理、编成的《中国铜器综录》的流散美国部分，在“反右”前已经制版三校奉命在编辑部压了6年之后，终于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名义和“内部发行”的形式，于这一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则改为《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该著分三部分，一是器物的图像；二是器物的铭文；三是记录各器尺寸、铭文、年代、著录等方面信息说明，共收有青铜器845件。书的“序言”说：“本集所收的845件殷、周青铜礼器，是我所工作人员陈梦家先生十余年前在美国搜集的。当时，他曾将在美国各博物馆、大学和古董商肆所能见到的中国铜器，都摄了照片，拓了铭文，记了尺寸，并考查了来源。其中大多数皆加以观察并作了取证，少数的未见实物。”又说：“我们知道，这些铜器都是几经转手，有局部加以配造的，有后来添刻铭文的，有不同数器的部分杂拼而成的，有全部是伪造出来的。我所曾将本集校样送请于省吾、唐兰、张政烺三位先生重加审定。三位先生根据照片，只从铭文拓本，指出了几件是可疑的，此外当还有可疑的器和铭。……于此可以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疯狂地劫夺我国文物，造成伪造文物风气的一斑……”尽管此时的陈梦家像一个辛勤劳作的农民，眼睁睁地望着自己费尽心血和汗水浇灌的瓜穰，在结出一串硕果之后突遭风暴而只收获了一个小小的瓜纽，但内心还是感到了一丝慰藉。

    以此为契机，陈梦家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甲骨文、金文铜器方面转到了汉简研究领域，对居延、敦煌、酒泉等地所出汉简进行了大规模整理和研究，其中包括对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额济纳河流域的汉代烽燧遗址的分布排列，以及简牍形制的考察探索。直到1966年去世为止，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14篇论文，约30万字。这批论文仅发表5篇，未等结集出版，“文革”爆发，陈氏正在主持编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与《西周铜器断代》两部大著也随之搁浅。直到1980年，陈梦家写就的竹简论文才由考古研究所人员整理、结集，并以《汉简缀述》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在业内引起震动，认为陈氏《汉简缀述》的完成，“标志着简牍学科的正式形成。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对于开创简牍研究的新纪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陈氏对简册制度的研究，更是被后世学者誉为“既是简牍学史上的一场革命，也是简牍研究的发展方向”。

    正如徐苹芳称道陈梦家主张“几个课题轮流做”且是做学问的天才一样，陈氏在研究竹简的同时，也展开了对古代帛书的探索，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在中国大陆最早注意到流散海外的楚帛书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探索的学者中，陈梦家是成果较大的一个，假如在人生旅途中再多活十年，赶上七十年代的简帛大发现，如举世闻名的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帛书、吐鲁番唐代文书等，对其加以稽考钩沉，探赜索隐，廓清历史迷雾，成以行世，其学术成就必大放异彩，为中国学人争得一世界性名誉。可惜天不假年，陈梦家没能等到这一天。

    回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旧地稍微安顿并欲再度奋起的陈梦家没有想到，随着“文革”狂潮巨风兴起，整日埋头于考古所研究室内一堆乌龟壳与破铜烂铁中的他又大难来临。1966年8月，所内的造反派以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和学术问题“三罪”，将陈梦家揪出来批斗。所谓“经济问题”，主要是指陈用稿酬在钱粮胡同购置的那个四合院；“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