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气质，但也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而“作为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的‘探险者’，与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诗翻译的集大成者，两种艺术风格集于一身，其缘由从署名‘慕旦’的校园诗中已见端倪”。短短的两年清华园生活，对穆旦诗歌创作确是起到了一个破冰导航的作用。

    1937年抗战爆发，穆旦于这年10月随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暂设于衡山的文学院继续就读。除叶公超、吴宓等中国老师予以指导，英籍讲师威廉·燕卜荪（illiamEmpson）的“当代英诗”课亦在此时开始讲授，燕卜荪（南按：其人自名燕谋格）的教学方法与内容，对云集于外文系的一批青年才俊如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赵瑞蕻、李赋宁、许国璋等人；是一个真切感受外国诗人作品与性情的极好机会。只是开课不久，师生又要向昆明迁徙。穆旦打点行装走出萧条冷寂的衡山，跟随闻一多、曾昭抡等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步行团”，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在横贯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到达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沿途，风华正茂的穆旦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单词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便别出心裁地仿照据说是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把背过的一页页撕去丢掉，为行走过的土地留下一份富有诗意的浪漫纪念。而当到达目的地昆明的时候，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

    三千里的行军是艰苦和单调的，除了背诵英语单词，穆旦没有忘记对周围事物与风土人情的体察。祖国土地的辽阔，高山峡谷的神奇壮美，以及人民生活的苦难与坚强不屈的精神，都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灵性，许多优秀诗篇在血脉贲张、激情闪烁的某个上午或某个夜晚，随着笔端倾泻而出。只是，诗人的情感与诗的内容、风格，较之清华园时代已有了转变，正如王佐良所言：“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如根据迁徙路上所见一幕幕场景和风土人情写就的著名诗篇《出发》中，穆旦这样写道：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盖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期间，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其间，受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特别是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指导和影响，穆旦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质量发生了飞跃式提升。对于这段经历和诗歌艺术上的变化，谢冕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喻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