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而心苦，至乃每日无时休息，每夕不外出散步，朋友书信断绝不复，诗不作，更不亲圣贤典籍、古典名著，于是志愈摧、气愈塞、情愈枯、智愈晦、神愈昏、思愈滞，而身愈瘦、肢愈弱、目愈眩、发愈白、容愈蹙、胆愈怯，尚不足为重轻者矣！”

    1956年，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师定级，西南师院评审组一致评吴宓为一级教授，但吴连写二信坚辞，提出只要三级，并云：“共产党对宓太好了，宓怎能提过高的要求呢！”据知情者说，吴宓之所以如此高调对待此事，是暗中受了高人指点，其主题一是谦，二是避。谦是天生固有的谦虚性情和文化良知；避是避校内共产党出身的年轻干部，彼辈都在二级以下，吴宓怕在个人利益问题上，超过这些不学无术但整人有方的掌权者，招致忌妒，引来祸端。后经民主党派人士曹暮樊（原勉仁学院同事）劝说，遂定为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吴宓尚来自奉甚俭，衣食住用甚为俭朴，到手的工资大部分长期用于资助亲朋和困难学生，定级后的工资分配情形依然如故。为表示自己积极上进，吴宓经常公开讲一些“愿终老余年，报共产党于万一”之类迎合时尚的话语。只是吴宓并不善政治辞令，常常弄巧成拙，有一次在政治学习会上，吴慷慨激昂地表态道：“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产党为亲妈、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1957年1月，在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办的敬老会上，吴宓再次有点不识时务地坦陈与中央高层意见相左的言论，公开反对废除正体汉字和使用简体字。同年6月，根据中央“引蛇出洞”的“阳谋”，重庆市高校、文化系统展开“大鸣大放”等行动，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洞，各抒己见。据6月3日《重庆日报》报道，西南师范学院的外语系熊正伦、秦荫人，历史系吴宓、孙培良，教育系郝庆培、邓胥功，地理系王钟山等教师，“在发言中，一致主张高等学校仍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制，但须克服缺点，扩大民主”。而“吴宓认为学校还是要用党委领导制，但他主张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使院长职权分明，名实一致。吴宓和郝庆培都主张在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评级、升级等、审查论文、办理学报等”。想不到十几天后，中共开始收网，出洞的“牛鬼蛇神”基本尽数装入网中，作为“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敌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短短几日，西南师院揪出的“右派分子”多达612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几乎居全国高校之首。落入圈套的吴宓终于回过味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痛心疾首。从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天命人事的分析评判以及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1957年6月24日：“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6月28日：“昨接龢六月二十一日函，有云，‘近读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人间何世，其用心亦良苦矣。’后之读宓日记者，可知宓近来每日费时费力于何等事。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　 　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免祸，以获善终。而已。”

    7月3日：“今晚闻豫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南按：豫，指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萧华清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时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