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吴宓之死
孔老二和林彪都是“克己复礼”的倡导者,吴宓自然是他们的孝子贤孙,尽管腿瘸眼盲,但他“人还在,心不死”,说不定正在做着“克己复礼”的黄粱美梦,必须进行批斗改造。于是,吴宓被一伙专政人员从宿舍里连拖加拉地弄出来,先在校门内毛主席巨幅塑像前“请示”,骂一顿自己是王八蛋,然后被架上操场中的“斗鬼台”开始批斗。这一天,吴宓似乎有点反常,倔犟的性格如同回光返照般再度显示出来,态度强硬地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云云。当问及“你对林彪搞‘克己复礼’怎么看,是不是中了他的流毒”时,吴宓低着的头猛地抬起,大声说:“‘克己复礼’是很高的文化标准,林彪是反革命,他不配搞‘克己复礼’。”几句话搞得批斗者大怒,当场将其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拖下“斗鬼台”先是一顿毒打,而后戴上一顶纸糊的高帽被几个大汉拖着游行示众。
经过“批林批孔”运动几次批斗和毒打,吴宓的身体更显衰颓,心理更加脆弱,对外界的一切都产生恐惧。吴须曼的长婿鲁予生去武汉出差,顺道去重庆探望吴宓,代表吴须曼邀请吴宓返乡居住,以便照顾。吴表示同意,并与吴须曼书信往来商谈回乡的具体细节。但到了5月,吴宓突然致信吴须曼,表示自己不再回乡,愿长久住在师院文化村直到寿终,并在“近处的梅花山上火化遗体,藏放灰瓶”等。对于这一变故,吴解释说:“我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理由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听人述说故事,在四川省有许多‘地位高(工厂、机关、学校之领导人)、名望大、工资极多’的人,退休后回家,住在省城、县城中,归居民委员会及街道办事处管理,还是对他很好、很尊重,但他所住的小街巷中,却有一部分流氓群众(形同劫匪),忽在半夜里破门而入,说他是‘地主余孽’,是‘反动学术权威’,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把他用刀砍伤,而抢劫去了他的钱财、器物,全部不留。”
吴须曼看罢来信,心中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复、解释是好。后来逐渐得知,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西南师院已有为吴宓发还过去扣除工资的风声,1972年即被扣除五千多元,那么到1974年应补发一万余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不是一般工人和职员所能望其项背的。正因为如此,吴宓开始陷入专政队与校内外宵小的双重包围,信中所说的第五条,即是宵小们欺骗恐吓的结果,因为一旦吴宓离开重庆,这伙人诈骗钱财之梦就随之破灭。一生憨厚纯正的吴宓果然中计,日后的悲惨结局似乎成为必然。
1975年,吴须曼接到吴宓信函,讲述自己身体状况和孤独之境:“最近又有头晕,脑沸耳鸣不时发生……我身边极少人来谈话,出外更无人作伴……”妹妹读罢来信,想象着兄长一人孤苦生活之不易,遂决定再赴重庆,说服对方回到家乡居住。这年8月,吴须曼再次来到西南师范学院文化村吴宓居处,很明显可以看出,吴又比上次兄妹见面越发衰老不堪,死神随时都有前来敲门的可能。
时值盛夏酷暑,但吴宓居室的窗户和门上小窗却全部用钉子封死,不大的小屋如同一个不透气的蒸笼,吴须曼不解地问何以如此?吴宓答怕人晚上破门而入,拿刀砍杀自己抢劫财物才这样做的。吴须曼又问是谁让这样做的?吴宓答是重钢五厂的工人杨宗富出的好点子。此时的吴宓不怕死神敲门,而怕活鬼钻窗子,亦可见人世间这群活鬼给吴宓心中造成的恐惧远远大于死神。吴须曼又看到桌子上摆了一个小闹钟,问是何时所买?吴宓答是杨宗富买来和自己的手表交换的。吴须曼一惊,不解地问:“你那是一只国外进口的名牌手表,价值几百元,这个小闹钟不过几元钱,这种交换太不等价了!”吴宓沉默了一会儿,说“杨宗富说他工作需要手表,这闹钟不但可以闹,而且字大,我容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