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等。

    鉴于老金的思想境界已臻化境，12月11日，中国科学院党委批准其为中共预备党员。从此，老金“从民主、爱国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终于成为共产主义先锋战士”。

    由一名自由知识分子一夜间变成“战士”的老金，深知自己脑海里还残存着当时仍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所坚守不移的那种不合时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是，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主动放弃青壮年时代立志研究的逻辑哲学，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解剖自己，以提高思想觉悟”，并与“旧的自己”和自己搞的那一套哲学体系毫无保留地、彻底地决裂。同时公开表示：“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年不行，用二年；二年不行用五年；五年不行用十年；十年不行用二十年！”

    誓要做一个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刀山火海也敢闯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1956年除夕，毛泽东请金岳霖、章士钊等几位儒生兼同乡吃饭。席间，毛对老金道：“数理逻辑还是有用的，还要搞。希望你写个通俗小册子，我还要看”。据老金后来撰文回忆说，自这一次开始，至“文革”爆发前的十年间，毛主席一共请他吃过4次饭，还知道他是湖南人，并专门用筷子夹给他几个炒得黑红、个头较小的尖辣椒品尝。对于这4次吃饭，老金终生念念不忘，即使到了晚年思维颓衰得过去的事都已忘却，对此事却牢记心怀。每向人言及，总是神情无比得意和自豪——或许，这是老金一生中最感荣耀的事情之一吧。

    和毛主席一起吃过饭的老金，立志改造思想与世界观的决心虽大，但又总摆脱不了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士气与头脑中固有的思想、生活观念。新式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学好。在中央实行的思想改造运动之时，老金曾诚惶诚恐地检讨说：“在日本占领北京之前，我有一次碰见钱稻孙，他那时是清华的图书馆长。我表示非抗日不可。他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我很想打他，可是受了‘不能打’这一教训的影响，没有打。”老金检讨毕，满以为自己在民族立场上是站得住脚的，结果遭到听众一顿劈头盖脸的反驳和指责，大意是：“蒋介石让美国船在长江自由航行，你一句反对话都没有说”等等。老金的“洗澡”算是白洗，仍然灰头土脸，不能挤入纯洁的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几十年后，金岳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还说：“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确实丧失了民族立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晚年的老金曾对人说，他在1949年以前共写过三本著作，“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最看重的一部。可当政治风潮来临的时候，老金再也不敢说“满意”，而要视之为狗屎堆了。1958年2月，老金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文章，按照马列主义观点，对自己一世英名之作《论道》进行严厉的批判，可能批判得还不够火候，此文迟迟未得发表。老金一看文章不能发表，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直接向他的上级党委写起检讨书，以示痛心疾首与洗心革面的决心。老金说：自己头脑的资产阶级思想阻碍了逻辑组对辩证逻辑的学习和研究，“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就好些旧逻辑学家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懂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既然如此，二者的关系“就很难讨论”云云。

    1959年5月，金岳霖在这年的《哲学研究》第5期，发表《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再次对自己过去的哲学观进行严厉的批判。年底，哲学研究所根据上级部署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