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9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