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乌龟壳的人
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