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谊”与“卓识”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严禁资料外泄”的“家法”与“铁律”，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蟕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

    此时的董作宾只顾得与郭沫若握手言欢，挥墨题跋与搁笔太息，竟把自己来重庆的职责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场闹之至。弟初以药未至，遂言不去，继得药至，颇有去意。如去，则印刷等事必得办妥当。旋思彦堂好朋友，而重庆未去过，故请他去，实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绝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彼之行也，弟叮嘱周至，谓开会是具文，我们遇事不争，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为合作社物。彼来两次信，已谓行期在十五矣，而无一语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将第一事忘了。17日始见到，在彼到渝将20日矣。大可不成话。”又说：“大约彦堂平日在所，办事用心，而一经见实，心中飘飘然，其办事乃不可恃矣。弟本为省事，请他去，反而多事。……烦极烦极！”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的牢骚话，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郭沫若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郭、董的交恶，并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的。此为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