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