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通、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

    毛泽东　周恩来　 已巧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