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