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