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表面上奢华的一面，至于高官大员们贪污受贿，中饱私囊更是惊世骇俗。1945年，蒋梦麟的本家兼好友、原清华名教授，后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调任救济总署署长，其奢华与气派程度从他的侄子，自小跟随蒋廷黻长大的蒋济南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致蒋廷黻的一封公开信》中可见一斑。蒋济南说：“救济总署黑幕重重，如以汽车送人，大批冰箱被宋子文拿到私人公馆去了，救济物资，好的卖了吃了。坏的一部分丢到海里（丢到海里也有好的，后来又有人控诉），以一部分给了老百姓。你到湖南去时，余籍传（湖南分署长）准备了好久，要‘欢迎’你，花了二千万（当时相当于十部大新卡车的价）。国民党政府贪污案件处处有，而以救济总署最甚，美国人也在内。芝麻大的官也有一大幢房子，一部汽车。你看看，福州路一百二十号停了多少汽车？建国西路五百七十号房子，是汪精卫的‘公馆’，你接过来大加修饰，住的人经常只有六七人，可是工友却有二十余人之多，汽车一叫，工友们便一哄而出来排队迎接！”此时蒋廷黻的派头与收受的金钱，已远远超过了当年蒋梦麟在家乡看到学台所开动的“载着官吏和陋规礼金的小型舰队”。尽管蒋梦麟没有亲眼看到蒋廷黻衣锦还乡的宏大豪华场面和私底下收受的贿赂，但类似现象满目皆是，蒋梦麟不会陌生。闪光耀眼的金钱、宽敞明亮洋房，外加香车、美女，所有这一切，都是刺激蒋梦麟心肺的原料与活生生的榜样，那种蛰伏在童年记忆中“大丈夫当如是也”的感触再次从心底萌生，于是便有了在人生的晚年弃学从政，在夕阳沉坠的最后一刻伸手捞一把的梦想。而这一切，也正是其夫人陶曾榖所日夜渴盼的幸福生活。

    除了生活贫困造成的压力，以及在这种高压下分娩的在人生晚境大捞一把的梦想，在蒋的心中还有一个无法绕开的情结，那便是对学潮的恐惧与厌恶。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蒋梦麟凭着十几年执掌北大的经验与深刻洞见，深感西南联大乱象已生，无法扼制的学潮大风暴即将到来，身心俱疲的他再也没有精力和心境卷入这场前途未卜的政治运动了。

    1919年，当震动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防事态进一步扩大，在营救出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后辞职悄然离京，自天津、上海一路跑到杭州，在一位朋友家中隐居下来。未久，当时正在南方的蒋梦麟于西湖边一座住宅秘室与蔡元培会晤，蔡向蒋坦陈了自己对北大未来的担忧，认为自此之后北大的校规校纪将分崩离析，主校者很难维持局面——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此次取得的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的欲望将更加强烈，也更难满足”。如此下去，后果不敢想象。也正是这次秘密会晤，促使蒋梦麟鼓起勇气，与前来劝驾的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一起，乘火车前往北大代理了蔡元培的校长职务，这是蒋梦麟正式介入北大高级领导层，也是结识傅斯年、罗家伦等五四运动健将之始。主校后，蒋与胡适等教授们接触并交谈时势，对方同样表现出与蔡元培一样的忧虑。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北大学生在“五四”小胜之后，果然为其成功陶醉得忘乎所以。蒋梦麟惊奇地发现，“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考试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的活动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撅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这一情形到蔡元培于同年9月重返北大执掌校柄后都未改变。1922年10月，北大教授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此举令部分学生大怒，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