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武力并以武力解决学潮，对蒋介石而言，业已成为一种惯例。无论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兴起的学运，还是西安事变前的学潮，最后关头蒋氏都主张不惜以武力处置，诚如蒋在西安事变之前对张学良所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作为党国领袖所采取的严厉“反制”手段，无形中为国民党高层一些要员做出了“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种思维惯性作用促使下，身在昆明的李宗黄认为，正是25日晚当局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才有效地阻止了“奸党分子”的计划，“使其不能达到开会游行的目的”。对于后来罢课风潮的发生，他认为这是“奸党分子”在捣乱失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的反扑。地方当局对待这次反扑，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来加以反制，达到令其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目的。

    11月27日下午，李宗黄再度找到关麟征、邱清泉等军事将领和特务头目在省党部召集会议，决定针锋相对，组织一个反罢课委员会，由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任总指挥，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为总干事，罢课委员会下设情报、行动、破坏、对抗等各组，各组组长皆为国民党、三青团、军队政工人员、宪兵头领与特务骨干分子构成。另外由云南大学学生、三青团云大支部书记纪廷琛；联大学生、三青团联大分团书记蔡麟笔等人为联络员，负责收集校内情报，随时向当局汇报并做内应。此次李、关等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要“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不惜一切力量压制“奸党”宣传，组织大量党团同志展开反制行动，使“奸党分子”不能顺利集会和游行。如果学生们坚持罢课、游行，破坏秩序，将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直至“开枪”“不惜流血也要压制这次学潮”。25日晚，那个曾自称“王老百姓”的特务头领查宗藩，在会上更是神经兮兮地煽动说：“现在党国处于危机之中，党员要忠于党国。联大学生都是共产党，我们要去打死他们。”一时间，整个省党部会议大厅人声鼎沸，情绪激昂，弥漫飞溅着一股呛人的血腥气味。

    会后，关麟征向蒋介石拍发了密电，报告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学举行时事讨论会，已派党团工作人员参加操纵会场。26日联大学生开始煽动罢课，主张“组织联合政府，停止内战，在华美军撤退，言论及集会自由等项，并勾引裕滇纱厂工人，有掀动罢工扩大全昆明罢课并大举联合游行示威举动”等情况。请示：“除竭尽各种方法严密防范外，如反动情势扩大，实行游行示威，加倍诋毁政府与钧座应取何种态度对付？”

    行动计划很快密报重庆，蒋介石侍从室得到关麟征的电文后，即交由次日官邸党政军汇报会处理。会议作出“教育部派人前往劝导复课，如开导无效，即不惜解散；并决定改组党政军会报机构，以为应付时局指挥机构”。但公文尚未按程序走完，就爆发了“一二·一”惨案。

    在李宗黄的指使下，从11月30日起，被组织起来的云南省党部和省各支团部职员、军官总队与驻昆第五军所属分校学员，以及部分特工人员，开始在昆明市区各街道通衢，与出校宣传的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并有部分党团人员进入校园强行捣毁义卖桌凳、撕毁标语，高呼“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对敢于与之争论的学生则用拳头加耳光伺候。此时学生们尚不知国民党高层已有了“不惜流血也要压制学潮”的密令，当有人问特务为什么行凶打人时，特务们竟瞪着眼反问道：“我为什么不打？打一个大学生有八万元，打中学生有四万元的奖赏。”言辞中透着蛮横凶妄，无理可论的气焰，当日有十余名学生被打伤或被刺刀穿伤，其中包括联大教授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被打得晕头转向，天旋地转，感到气氛不对的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指示下，回到学校，紧闭校门，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