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喘着粗气踏进西南联大大门后的情形，学校“罢联”内部简报以答问的形式在题为《关于“一二·一”惨案的谈话》中说道：

    傅常委归来后，罢委会交际股即派代表二人前往晋谒。傅常委说：“我是2日下午在重庆听到同学被屠杀的事情时，晓得非回来不可了。4日在机场等了一上午，到昆明已是下午四点，没有赶到教授会议。今日上午拜访了卢主席，下午去看关麟征，我对他说：‘我代表学校当局，对于这次屠杀事件不胜其愤慨，我以前跟你是朋友，现在是站在对立的地位了。’关麟征说：‘那何必，我们还是朋友。’我说：‘你杀了同学，比杀了我的儿女还要使我伤心。’关麟征说：‘你怎么说是我杀了同学呢？’我跟他争辩了一大顿。”当代表问到傅常委怎样处理这件事时，傅常委说：“我尽我所有力量，依照教授会议所决定的去做，请你们转告同学们，请他们信任我和先生们，假如我有一点不站在同学的立场上做，我就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代表出来的时候问：“傅常委是不是要等这事情完全解决了才走呢？”傅常委说：“当然。”

    很明显，傅斯年是挟政府之命，以学校负责人的身份带着平息事态的重任飞抵昆明的。行前，朱家骅专门请示过蒋介石，蒋认为傅斯年是合适的人选，也会在政府与联大师生之间周旋，并不至于和其他政客一样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傅斯年对事件经过稍作了解，便以他的精明和以往处理学潮的经验，认为必须坚持将学生复课与惩凶事项分别办理，只有如此，方有处置的可能，这个想法与朱家骅不谋而合。第二天，朱家骅自重庆拍发密电告诉傅斯年并转冯友兰、周炳琳和姚从吾，说“学潮若不早息，影响所及实匪浅解”，同时认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弟可保证”。但又站在政府立场上，竭力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要求傅斯年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最好能俟复课后再来较妥，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

    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以《昆明学生流血惨案》为题发表社论，指出：云南当局“一面在昆明动手，一面在重庆的官办报纸上已登着皇皇大文，硬指反对内战的教授和学生都是共产党所煽动，来作为把他们当做‘匪徒’，用美国机关枪来对付的理由。像这样的周密布置和舆论配合，那是段祺瑞和宋哲元万万及不上的”。与此同时，全国其他报刊相继刊发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昆明惨案成为重庆大街小巷议论的热门话题。

    当各种说辞传到蒋介石耳中时，蒋明显有些不耐烦起来。据唐纵日记12月6日载：“美国务卿贝尔纳斯至函安德逊阐明美国在华政策，主张建立一‘强大团结民主之中国’，设法协助中国完成国内之团结与稳定，基于机会均等及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循正当合法之途径努力。由此可知马歇尔元帅使华，其任务在调查苏联在远东之势力与动态，并将相当修改赫尔利对华之态度，而用各种方法与力量以促成中国之团结与民主运动。”又记：“主座两次电话询问昆明学潮情形。主座致卢主席电，谓如不能解决，即应解散其学校，另将学生集训。”

    这则日记透出的信息是，蒋介石的焦急与焦虑不安，与国际大环境有着密切关联，他极不愿因为昆明的血案而在国际政治旋涡中造成被动。但事实上，眼见昆明学潮有蔓延全国之势，蒋所谓解散学校、集训学生，也只是一时气极的疯话罢了，诚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分析的蒋介石的性格和处世手段：“当历史已在他蒋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地展开，他无从采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对付。于是他以直觉作判断，先以道义为手段，不及则杂之以权宜，多时仁厚，偶尔心狠。被逼不得已则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纪律坚持下去。”

    蒋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