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事，已另致各校教职员一书，想可同时察阅，尚望吾兄为一般友好详述之。务希共同为国家为青年与为校誉负其职责也。馀托经农次之面达，不赘。

    信中所说的“另寄各校教员一书”，即指报纸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告昆明教育界书》。想来蒋介石怕傅斯年感到突然，以及产生当局对自己处理此次事件不信任的误会，特写此函以示慰抚。而信的内容显然比报上的言辞要温和得多，这应是蒋在盛怒平息后“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策略纠结而成。

    傅斯年详细研究揣摩了蒋介石的心理，觉得事尚可为，而通过在昆明城几天的内察外调，与师生数度座谈，对惨案经过与师生的愤怒心情也了然于心。根据昆明各方面的形势，傅氏深感惩凶一事必须抓紧，否则夜长梦多，更难收拾。而所谓惩凶并非弄一两个兵差小卒就可以蒙混过关了事，必须惩治真正的主凶、大凶如李、关、邱等军政大员，否则事情不会轻易了结。关麟征辞职后，昆明学界的矛头又转向了李宗黄，并响起了去李倒李的呼声。鉴于此情，12月8日，傅斯年给朱家骅、陈布雷拍发密电，态度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此事既由李宗黄、邱清泉等弄糟到此地步，又将关总司令拖入。手榴弹案之内幕，此间各地人士所详知，包括美国外交记者在内，到处宣腾，只有政府先占着地步，然后大多数之教授观念可改。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下一步无论如何易于办理。再李宗黄至今仍坚持此次学潮由政府派卢汉来而起，对卢汉及云南多数人士猛烈攻击，此公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

    朱家骅把傅斯年密电呈报蒋介石，蒋接连要求朱转告傅斯年速劝学生复课，恢复秩序，压根不提去李、邱之事。而这个时候的李宗黄又不识或不愿顾及主子的苦衷，在昆明依然指手画脚，态度倨傲，坚不请辞。同时四处放风，把学潮的责任说成是卢汉就任省主席之职和共产党暗中煽动的结果。碍于自己此前曾向李许下宏愿，蒋介石只好对李的所作所为听而不闻，咬紧牙关，艰难地支撑着地陷一样从四周集来的巨大压力，坚持不为此事给李任何处罚。蒋一面继续暗中请傅斯年等人向昆明学界疏通解释，要学生们先行复课，再容逐步解决李宗黄问题；一面发狠威胁，宣称学生若再不复课，将采取最后严厉之处置，一律开除学籍。

    此时，处于第一线前沿阵地，夹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的傅斯年，由一只“稀有的蟋蟀”（罗家伦语）变成了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血压呼呼上蹿。但身在其位，又不能抗命不遵，必须随着风箱中那个鸡毛活塞来回抽动而急速地两头蹿奔，否则就有被挤压而死的可能。当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喘如牛地在各校教授和学生会代表间反复奔忙周旋一阵子后，得到的结论仍是李若不去，自己所做的一切努力皆为徒劳。为在夹缝中求生存、图希望，傅氏经过一番思考，只好暂取“缓兵之计”，以时间换空间，等待柳暗花明的时机。

    12月8日，卢汉约集各校教授谈话。9日再约集各校学生代表谈话，表示惩凶、抚恤伤亡学生，赔偿损失，条件是学生们需先行复课，学生一方略表满意。但当学生代表们回校叙及谈话情形后，却遭到另一派学生的强烈反对，对方认为学生代表软弱无能，不应该接受复课，主张改组罢课委员会，并提出了罢免李宗黄，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12月9日晚，傅斯年向蒋介石再次拍发密电，颇有和稀泥意味地称道：“今日劝导四校学生会代表，彼等已允接受钧座劝谕，早日复课。但时期及丧葬事，明晨由斯年再与彼等细谈。”同日，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媒体报道了昆明惨案情形，并尖锐抨击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