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会全体出面做学生工作，不成，亦全体辞职，以向学生施压；第四步，学生若再不听，则可断然采取“自我解散”之措施，来个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干脆又利索地彻底解决问题。

    就在傅、梅等人急如星火召开常委会之时，卢汉、霍揆彰联名于14日上午向蒋介石拍发密电，谓：“处理昆明学潮，职等与朱次长、傅校长等已尽最大努力，期早平息，照常上课，经过情形，曾由职汉以亥元（十二月十三日）密报电详呈。昨又由汉函云大、联大两校负责，使学生停止一切校外活动，并限校长于十七日复课，如果无效，决遵钧示为最后之处置，刻已准备待命。”

    14日下午5点，梅贻琦特约闻一多谈话，想从侧面摸清“罢联”与中共地下组织方面的反应。二人交谈后，梅对闻的言行颇为失望，当晚在日记中写道：“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15日晨，蒋介石侍从室幕僚唐纵奉命电话昆明梅贻琦问学潮情形，“如果不能如期复课，其不上课之学生一律开除，政府无解散学校之名，而贯彻处理学潮之决心”。梅得电后不敢怠慢，迅速与常委会全体召集学生代表在清华办事处谈话，先由梅说明学校规定17日上课之缘由，及届时不上课后果之严重。继由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等名重一时的大牌教授发言，强调学生不仅应顾及为死难学生申冤，而且亦应为学校前途着想的道理。会后，耐不住来回拉锯之痛苦的教育部次长朱经农离昆返渝汇报。

    朱家骅为打消傅斯年的焦虑，防其一怒之下作出立即宣布“解散联大”的下策，在听完朱经农汇报后，于当日（15日）向傅斯年拍发电报，云“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唯因当时不能全昭真相”。但处理李宗黄之事“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同时强调，此“亦属情理之常故”，只要“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又，“此事已与月涵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授以解其愤”。

    然而，朱家骅的看法只能是他自己隔衣挠庠，瞎子摸象般琢磨猜测得出的判断，与蒋介石内心所想，还隔着一个虽有些干瘪但尚鲜活的肚皮，所谓人心隔肚皮是也。在政治斗争中，蒋毕竟比朱与傅等辈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视野更加博大宏阔。他清晰而明了地意识到，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在何时何地，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心腹大患。遥想当年，在“九一八”沈阳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讲话，谓：“倘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在处理国内一切纷争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是以是否有碍于其统治权威作为衡量的标准。昆明学潮爆发，他断定肯定是共产党阴谋所致，因而在处理李宗黄问题上，除了私人交情与当初的许诺，还有一个不便向外人道的隐秘情结，那就是绝不能让共产党捞到便宜。

    于是，12月15日下午，蒋介石电谕朱家骅，声称“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责令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将“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在国民党中枢混迹多年的朱家骅自然掂得出这个电谕的分量，遂立即将此电转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待弄清基本情况后，于当夜电复蒋介石，报告说：“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

    就在重庆与昆明之间密电频传过程中，远在延安窑洞的毛泽东，于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