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不复课，全体辞职。此点极重要。一、教授辞职，则一切抬棺游行煽动全国学潮，向美特使马歇尔示威等，均无意义。上兵伐谋，此最扼要。二、联大解散，中立学生极恐慌，可使就范。三、二十日为最后关头，教授会把握坚定，可以消释少数奸人阴谋，可以鼓励党团员，可以扶持中立派。此事孟真持之坚，枚荪主之力，若能从此复课，此策实为重要关键。顷闻已有十分之五学生复课，特先奉闻。”

    既然部分学生已开始上课，就意味着事情有了转机，这一情形，无论是重庆的蒋介石，还是昆明的卢汉与校方，不便再采取其他措施强令全体学生上课，只能静观其变，向各自期待的目标进展。其间姚从吾等指挥党团员加紧活动，对学生实施分化。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自治会一方也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反分化”措施，如此一来一往，使得占大多数的中立派学生进退两难，事情陷入胶着状态。如此连拖两日，局面并没有大的改观，上课人数依然不到五分之一，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又沉不住气了。

    22日下午3时，傅、梅二人再次组织教授会开会，由梅贻琦主持，朱自清等86人参加，商量如何进一步推动复课的问题。各路派系的教授积极献计献策，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形成决议：在17日会议中，曾有人提出政府将李宗黄先给予撤职处分，学生再复课，如不能办到，则教授全体辞职。这项当时未获通过的决议，兹补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此决议实际上既照顾了闻一多等人的强硬态度，又默许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对于这项决议，学生自治联合会方面表示基本满意，中共地下党联大支部与民青组织负责人洪德铭认为，闻一多“确在这里立了大功”。为表明校方态度，由教授会决议，授权梅贻琦向学生自治会发表书面谈话，梅在谈话中称：“本月二十日，本人曾对学生自治会理事会代表面加告诫，对于上课同学不得加以阻拦或采取其他行动。乃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以后如再有此种行动，本人决将执行学校纪律，严予惩处，以维持秩序。”22日晚，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教授会，学生会又有函，报告‘罢联会’对于复课条件再加修改，其意似欲得早日结束者。闻未到会，派寿民暂代。孟真颇示焦躁，盖已决于明日返渝，校事不过问矣。会散后留周、冯、赵晚饭，草‘谈话’之二。饭后又随周、赵访傅，劝其稍缓返渝，未得谅允。以后只好仍自支撑耳。”此时的傅斯年认为大局已定，自己无须久留，但梅贻琦等人却颇不情愿傅在事情未明确之前过早离开。从梅的日记可以见出，内中透出一股独木难撑、孤苦无助的苍凉。

    令梅贻琦出乎意料的是，事情正朝着他期望的目标急速进展，并且急转直下。

    21日，马歇尔由上海飞至南京，与蒋介石举行了首次会谈。处于对国内外舆论压力和尽快平息学潮的考虑，同时为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蒋忍痛割爱，电令李宗黄速赴重庆述职，并于23日电告卢汉，对昆明学潮问题应“忍让为怀，谨慎处理”。

    同样是对马歇尔已经来到中国“调处”的事实，原来暗中推动学潮的中共一方也迅速改换了原有的方式。中共地下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从重庆发来的紧急密电，指出：“运动已在政治上获得重大战果，应改变斗争方式，及时复课，以便巩固胜利，积蓄力量，把民主运动引向深入。”也就是说，此事闹腾得差不多了，该收摊打烊了。

    12月24日，李宗黄卷起铺盖，在万众声讨中黯然离开昆明飞赴重庆。

    同日，联大常委梅贻琦与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一二·一”惨案真相，明确指出地方党、政、军当局“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