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觉醒。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

    闻一多的演说，令在场者大为惊悚，许多人认为有些过分，也有人认为这是闻氏故意耸人听闻，博取声名，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为之拍手叫好。作为联大驻校的负责人梅贻琦听了别人的转述，自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昆明联大校友会有“话别”会，余因恶其十二月强梁改组之举动，故未往。晚，勉仲（南按：查良钊）来告开会情形，更为失望。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果何居心必欲如此乎？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

    第二天，即4月15日，梅贻琦又记道：“午前马约翰来，谈及昨日校友会情形，极为气愤。”对此，梅贻琦曾产生了清华大学复员后，将解聘闻一多的念头，而“在这个时候，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

    梅贻琦本想来个顺手推舟，把闻一多这个棘手的“斗士”弄到美国，让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东西两海岸之间，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面对面地“斗”下去，直至“斗”出个名堂来。但闻一多深知自己一旦到了美国佬的一亩三分地，不但“斗”不出什么名堂，弄不好连自己也“斗”进去，在漆黑的监狱里蹲着了，因而并未听从梅贻琦的指令，坚决要留在联大与中国人“斗”。因了闻的强硬态度，尚有谦谦君子之风的梅贻琦亦不强人所难，只好听之任之。只是梅氏没有想到，只隔了两个多月，闻一多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其“斗”至死的重大意义正如冯友兰所说：“他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

    1946年5月4日，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27周年纪念日，众人翘首以待的三校复员之日终于到来了。西南联大师生与特邀来宾在校图书馆前广场上，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唯一在昆明统揽全局的联大常委梅贻琦作了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报告，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相继致辞。会后，全体师生来到校舍后面的小山，竖起了代表联大师生情感与精神寄托的纪念碑。按照传统款式，纪念碑署名分别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

    碑之背面刻着西南联大自抗战以来共834名参军入伍的学生名单。碑文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