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返大潮中，有两位联大教授未能随师生同行，留在了昆明云南大学和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任教。一位是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庸，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典。罗是大半属于自愿留在昆明师大，少半是与傅斯年关系不睦，或者说傅斯年不希望其北归。而刘文典进入云大却另有一番隐情，且这隐情与闻一多有着公私兼及的藤葛。

    据钱穆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联大解散后，“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二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挟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烟卷，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不能坠。万一坠落书上，烟烬未熄，岂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惭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

    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旧录》中，专设一篇“刘叔雅”回忆文章，说：“刘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称之为刘格阑玛，叔雅则自称狸豆乌，盖狸刘读或可通，叔与菽通，东字又为豆之象形古文，雅则即是乌鸦的本字。叔雅人其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着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能择言，自以籍合肥，对于段祺瑞尤致攻击，往往丑诋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记述。”又说：“他的说话刻薄由此可见一斑，可是叔雅的长处并不在此，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周二人皆为刘文典在北平时的同事，其回忆有一定的可信度，只是过于简洁，尚有更多信息没有道及，外人也就无法有一个明晰的了解。尤其是周作人处于自身利害考虑，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对七七事变之后，二人于刘文典北平的居处那段“叫劲”式交往则揣着明白装糊涂，没有半字提及，致使这段历史史实湮没半个世纪不为外界所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陈寅恪热”的出现，刘文典这个陈寅恪昔日的上司兼同事，也在九泉之下跟着升起温来，大有起死回生，重返人间之盛景。

    根据好事者发掘的散落材料，对刘文典的秉性品行，道德文章，奇人奇事，可以描绘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刘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怀宁，1889年生于合肥，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07年，刘氏在芜湖安徽公学读书时，就加入同盟会。1909年，刘文典走出国门，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日、英、德等国文字，同时受业于在东京主办《民报》的国学大师、反清斗士章太炎，并成为章氏的得意门生，积极筹划反清谋杀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的翌年，即1912年，刘文典回到上海，担任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的《民立报》编辑兼英文翻译，宣传民主革命，对袁世凯集团进行口诛笔伐。1931年3月，恼羞成怒的老袁终于忍耐不住心中的闷气，暗中派出刺客，瞅准机会于上海车站一下结果了宋教仁（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性命。当时跟在宋氏屁股后头提包的刘文典同时遇刺，手臂中弹受伤，幸亏躲闪及时，才捡得一条性命。同年，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再次流亡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刘文典复去日本，结识孙中山，并在孙的亲自主持下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