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兴冲冲地回到家中在餐桌上言及此事并露出得意之色时，刘文典大怒，当即摔掉筷子道：“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霍然起身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自今日始另择新居。”毫不客气地将这位同胞兄弟逐出了家门。

    刘蕴六卷起铺盖率妻子儿女颇有些怨恨与不服气地走了，另一位附逆者、原北大同事周作人又找上门来，游说刘文典到伪教育机构任职。周说“文典兄以一部《淮南鸿列集解》而誉满学界，如今政府虽伪但教育不可使伪，以你的学问才识，应到‘维持会’做事，以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刘文典强按怒气，平和婉转地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啊！”

    周作人面带羞愧地低声道：“请勿视留北诸同仁为李陵，却当做苏武看为宜。”言毕，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退了出去。之后，又有几批身份不同的说客分别登门游说，皆被刘文典严词拒绝。由于刘文典留学日本多年的经历以及在学界、政坛的声望，日伪组织始终不愿放弃拖其下水的计划，为逼其就范，索性派日本宪兵持枪闯入刘宅强行搜查，施以颜色。凡刘文典与海外朋友往来的信函一律被查抄，国内友人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来信亦无一幸免。面对翻箱倒柜，气焰汹汹的日本宪兵，刘文典以他的倔犟、狷介性格，不知从哪里翻出一套袈裟穿在身上，做空门高僧状，端坐椅上昂首抽烟，冷眼斜视，任凭日本“猪头小队长”摇晃着信函呜里哇啦地质问，刘氏始终以鄙夷讥诮的神态，口吐烟圈，一言不发。一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官见状，用标准的北京油子腔儿喝道：“你是留日学生，精通日语，毛驴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白了对方一眼，冷冷地道：“我以发夷声为耻，只有你们这些皇城根底下太监们生就的孙子，才甘当日本人的奴才与胯下走狗！”翻译官闻听恼羞成怒，猛地蹦将起来，拉开架势挥手欲扇刘氏的耳光，却意外地被日军“猪头小队长”一脚踹了个趔趄，头撞到墙上差点晕倒，待转过身来，面露惧色，手捂头颅龇牙咧嘴地呜里哇啦一阵，躲在一边不再吭声。

    面对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刘文典深知北平不能再留，乃决计尽快设法脱逃，到西南边陲与清华同事会合。行前，他庄重地写下了“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以自励。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一位朋友买到了一张船票，独自一人化装打扮，悄悄离开北平，转道天津乘船抵香港、越南海防，辗转两个多月进入云南境。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当他沿途看到因战火而造成“公私涂炭”，百感交集，内心发出了“尧都舜壤，兴复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的悲鸣。

    当年5月22日，刘文典乘滇越火车终于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此时的刘文典衣衫破烂不整，原本黧黑的脸庞满面风尘，身体瘦削不堪，手中除了一根棍子和一个破包袱，别无他物，形同一个流浪的乞丐。当他摇晃着茅草一样轻飘单薄的身子自碧色寨下车，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步行10公里，一路打听来到联大分校驻地，抬眼看到院内旗杆上迎风飘扬的国旗，激情难抑，立即扔掉手中之物，搓拍双手整理衣衫，庄严地向国旗三鞠躬。礼毕抬头，已是泪流满面。数日后，刘文典夫人张秋华携次子刘平章逃出北平，自天津乘邮轮经香港、河内踏入滇境，一家人总算得以团聚。刘文典精心收藏的四大箱文化资料、图书和手稿，在妻子历尽艰难险阻携出后，于香港停留时托刘文典一位学生暂为保管，等待一家在内地落脚后再由香港托运至蒙自或昆明。刘文典一听，甚感不妙，对夫人大声斥责道：“这些书稿倾注了我一生的心血，宁肯损失绫罗绸缎，也不该把书留在香港！”在苦苦等待中，刘文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