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与《文选》等课。生活相对安静，以及工作上的顺利，又让他找回了在清华园时代的感觉，恃才傲物，狷介不羁与国学大师的名士派头渐渐流露出来，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此前，刘文典曾公开宣称整个中国真懂者共两个半人，一个是庄子本人，一个是自己，另一个是指马叙伦或冯友兰，因当时马、冯二人皆从哲学的角度讲。另有一说是指日本某学者，意思是指在中国真正懂者乃他自己一人而已。刘文典如此自夸，并不是信口开河或真的“精神不正常”，的的确确有个三踢两脚的本事。每当他开讲，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经常前去听讲，刘文典见了并不打招呼，仍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啊？”吴宓闻听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见此情景，刘文典与学生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如此情形，令刘文典越来越不把一般教授放在眼里，且极端鄙视现代文学，对搞新文学创作的学者更是轻视，放言“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有学生问刘氏对现代作家巴金作品的看法时，刘文典颇为傲慢地道：“只知把她娘，不知有把妗。”为显示自己的气势，刘还不顾情面地公然大骂在联大任教的同事沈从文。沈是林徽因“太太客厅”时代的新生代人物，原来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曾当过兵、做过苦力，属于和钱穆一样靠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作家，后入校教书，但一直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而现代文学在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被视为末流，《经》《史》《子》《集》才是学问的大道，故沈从文在校中颇为东西洋大小“海龟”轻视，沈氏在文章中也不断称自己为“乡下人”。

    有一次警报响起，日本飞机前来轰炸，众师生匆忙向野外山中或防空洞奔跑躲避，刘文典夹着一个破包袱于狂奔中，突然发现一青年人冲到了自己前面，定睛一看乃是他平时最瞧不上眼的沈从文，立时火起，一把抓住沈的衣领，喝道：“我跑是为了给学生讲，你一个搞新文学的跑什么跑呵，要跑也应该是‘庄子’先跑！”沈从文在联大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太轻易与人较劲儿。此时见瘟神一样的东洋“海龟”兼“国宝”刘文典气势汹汹地逼来，未敢计较，索性一缩脖子挣脱刘的束缚，来了个逃之夭夭。刘氏仍不知趣，在后面继续嘟囔叫骂，忽见敌机飞临头顶，炸弹落下，乃立即收住嘴巴，放开脚步狂奔起来。——毕竟炸弹是不管庄子本人还是什么“海龟”或“国宝”的。

    正是由于刘文典对新文学与现代作家的轻视，几年后当他得知学校当局提拔沈从文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对众人大叫道：“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沈从文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他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刘文典对沈从文的轻视是否有失公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陈寅恪的评价大概是不差的。许多年后，渐入老境的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对自己弟子张文勋等人经常说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刘氏列举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陈寅恪都是自己一生敬重服膺的重量级人物，而对陈寅恪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刘文典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于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十二万分地敬佩”。除了像陈寅恪、胡适之类的大师级人物，一些学术渊博的老教授也同样得到刘文典内心的尊重，如1934年10月24日，在北平的刘文典进城遇到清华中文系同事、时年50岁的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便主动向前打招呼，并告之曰：“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