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均可效力，并愿捐资补助费用，特以奉闻。忙极不另写信矣。专此寸简，敬请道安不一。

    弟　刘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五日两天后的7月27日，刘文典再写信给罗常培，与致梅函一并发出，文曰：

    莘田学长左右，顷上梅校长一书，乞为转呈。弟绝对不恋此栈，但表心迹而已。个人去留小事，是非则不可不明耳。顺请道安不一弟　文典再拜　 七月二十七日刘文典在致梅贻琦信中所说的“某君”即闻一多。此时闻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强硬口气，对这位老同事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已看不出有半点情意存在。而刘氏的申述信一并寄给罗常培转交梅贻琦，显然刘想让罗在梅跟前替其说情，拉兄弟一把。当时联大虽属三校合在一起上课，但又各自保持独立的健制。聘任制度是：先由三校聘委会分别聘请，再由联大出面聘任，也就是说，刘文典必须在清华中文系聘请之后，才能由联大中文系聘用。若清华不聘，联大亦不能聘，所谓不能隔着锅台上炕是也。罗常培当时是联大中文系主任，虽比闻一多高一个级别，但在清华方面决定不聘的情况下，他不能以联大的名义蹲在炕上指挥锅台下的灶吏聘请刘文典为上宾。如此一来，罗若想拉刘一把，所做的只能是再把信转给梅贻琦，而后趁机为其进言，开脱过失，借梅的力量扭转乾坤。罗与梅相见后如何表现，又如何说辞不得而知，但后来的结果却大为不妙。梅贻琦接信后，一改往常平和的态度，于9月10日手书一封，口气颇为生硬地对刘文典道：

    日前得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种切。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则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非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

    梅氏的一封信，算是彻底定了刘文典不能回返联大的命运。清华大学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素以“爱才如命”见闻于全校上下的梅贻琦，如无特殊困难和考虑，是绝不肯轻易从自己手里放走像刘文典这样蜚声中外的大师的。梅所说的“事非得已”，除了刘氏在操守方面有失检点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严重地违犯了清华和联大的规章制度，加之闻一多坚辞的态度，梅贻琦只能“挥泪斩马谡”了。

    另有人谓，当时刘文典还有一个可能翻盘的机会，这就是请自己尊敬且关系密切的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向梅与闻二人施加影响与居中调和。遗憾的是，冯此时正在美国讲学未在联大，终致刘文典回天乏术，徒叹奈何。1938年毕业于清华社会学系的鲲西，在后来谈到刘文典被解聘一事时说：“据我所听到的缘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刘先生确也曾在云南土司家为上客。但解聘的事也正是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先生去美国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以冯先生的地位和持重，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积怨正是乘这样一个空当发难的。”据鲲西所了解的内情，闻刘二人之积怨，发生于一次课间休息之时，在教授休息室内，刘文典直指闻一多读错了古音，当时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应。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贤者在所不免”。

    鲲西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刘文典之张狂和目中无人在联大众人皆知，他不仅大骂沈从文“该死的”与“四块钱也不值”，还曾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联大文学院只有三个教授，即“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什么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金岳霖、郑天挺、姚从吾、吴宓，连同小一号的吴晗等辈，在他眼里皆不值一提，与沈从文一样连“四块钱”也不值。既然在他心目中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连个教授都不配，自然看轻，对其偶尔念错古字古音不分场合地指责批评也就成为一种可能。而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