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进入清华，一直住在新南院，与他的同窗好友、稍后来到清华任职的潘光旦毗邻。清华园环境甚为幽静，极适宜家居读书，这是闻一多自美国归来后最为安定舒畅的一段时光。当时清华中文系主任是朱自清，教授有俞平伯、陈寅恪（与历史系合聘）、杨树达、刘文典；讲师黄节；专任讲师有王力、浦江清、刘盼遂；教员有许维通；助教安文倬、余冠英。这个教员队伍格局，基本上一直保持到抗战之后。闻一多作为新聘教授，首次与陈寅恪、刘文典等两位国学大师同台共事，但二者似乎是若即若离，关系并不密切，直至在西南联大上演了闻一多狠下心来扫荡刘文典的悲壮剧目。

    闻一多在清华园正式登台亮相后，主要讲授大一国文与、《楚辞》以及唐诗等课程，这对非文科出身的他有不小的压力，且在此前学术界就有“新月派教不了古代文学”的流言浮动。正是这种压力，促使闻一多在青岛大学时代就决定弃诗歌创作而下苦功埋头做学术研究。历经数载辛劳，终于苦尽甘来，获取的成果使闻氏自我感觉“很有发展的希望”。由于内心充满了希望与每月340块大洋优厚的薪水，闻一多渐渐从最初的压力与苦闷中解脱出来，开始了一生最为洒脱豪迈的黄金时期。听过课的清华学生冯夷有一段文字极其入神地描述了闻氏讲授《楚辞》的情形：

    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的手抄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做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

    显然，他像中国的许多旧名士一样，在夜间比在上午讲得精彩，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惮烦向注册处交涉把上午的课移到黄昏以后的理由。有时，讲到兴致盎然时，他会把时间延长下去，直到“月出皎兮”的时候，这才在“凉露霏霏沾衣”中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对于闻一多的精神状态与拿捏的名士派头，梁实秋曾感叹道：“黄昏上课，上课吸烟，这是一多的名士习气。我只是不知道他这时候是不是还吸的是红锡包，大概是改了大前门了。”此时的闻一多已完全摆脱了青岛大学的阴影与不快，真真实实地过起了无忧无虑、舒适宁静的大牌教授的名士生活了。

    在“熟读离骚”与做“真名士”的同时，受当时学术空气与清华同事的影响，闻一多对乌龟壳上的文字渐渐发生了兴趣，并开始涉猎这方面的研究，写出了几篇契文疏证的文章。此时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在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人指挥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地下甲骨文成批成坑大规模出现，中外学界为之震动，殷墟成为学界人士最为瞩目的焦点和探讨的热门话题。在这股学术风潮涌动鼓荡中，闻一多经不住诱惑，于1937年春携陈梦家来到安阳，亲赴殷墟发掘现场探访考察。此时正是抗战前殷墟遗址的最后一次发掘，闻一多与陈梦家师徒二人面对出土的大批器物，如入宝库金山，在发掘工地流连忘返，不忍离去。残垣依依，洹水泱泱，此时的闻一多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首次踏入安阳殷墟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也是最后一次与四千年前的王城诀别。此次离去，再也没有机会与这座历史烟尘笼罩下的故国都城相会了。

    卢沟桥一声炮响，华北变色，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