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成了‘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怪谁？”

    梁实秋对闻一多这位清华老同学与曾经的同事，由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成“斗士”，以及斗出了什么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对“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学者闻一多以身殒命，抱有极大的遗憾与惋惜。闻氏中途突然撂下书本，一脚踏上“斗士”的不归路，真至命赴黄泉，这个急转直下，爆发力异常的颇像核裂变式的过程，自然很难说要“怪谁”。按照冤有头，债有主的古训，若非要寻出个端绪，除了梁实秋所说的经济等大环境的因素，当然还与闻氏在人生道路上结交的几位朋友有关，比如吴晗、罗隆基，还有中共地下工作者华岗等。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闻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吴晗刚到云大做教授的时候，战争火焰尚未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疆古城，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年轻的吴晗意气风发，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还算愉快。两年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如吴晗在一份《自传》中所说：“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一九四零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又说：“我的老家母亲弟妹侄儿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学，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学。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资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尽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小城市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治斗争经验，但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

    上述所言，是说1940年吴氏才感到日子不好过，开始过问政治。其实，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吴晗老家浙江义乌已被战火笼罩，在乡村的母亲不得不统率全家老小来昆投奔这个当了大学教授的儿子，而袁震等三姐妹于1939年春来到了昆明，一个教授的薪水要养活十几口之家，甭说在战时物价飞涨的昆明，即是在号称“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时的“周正龙华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干将之一、陕西林业厅宣传中心主任关克对媒体发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纪，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况袁震还是一位经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吴晗与袁震相识于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据说12岁那年就在家乡参加了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师范学校，在董必武、陈潭秋、刘子通等人的影响下，接受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另类思想，自此热心于政治，成为一名时髦的政治运动分子，1922年为湖北女子参政协会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只脚踏进了政治的旋涡。女师毕业后，袁于1925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因交不起学费，只好到女子师范充当职员，但学校当局又以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角逐，无心教课的另类“危险人物”而解聘。如此这般在社会政治的边缘晃荡了五年之后，又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在校期间仍热衷于校内外的政治活动。因其才高貌美，又经常抛头露面，在清华园名冠一时，成为许多年轻教员与学子们猎取的目标。天不作合的是，当她读到四年级时得了肺病，被迫停学住院治疗。

    就在这个时候，因一个偶然的机会，病中的袁震与吴晗相识继而相爱，时年吴25岁，袁27岁。祸不单行，吴、袁相恋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结核。当时的医学水平对这一病症尚无能为力，更无有效药物治疗，只能做些简单的调理，因而袁出院后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别人照料。当时吴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