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吴晗迈向“斗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联大作过一次学术讲演，题目是《汪贼与倭寇——一个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卫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严父之后，又有严兄，自小便受了一个女儿式的教育，在这样情形下所成长的儿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变态心理者多，或可有聪慧的头脑，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领，便是这种环境造成的一个原因。对此，傅斯年举例说：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国防参议会，汪做主席，会中常看到汪不时发脾气，却不明其气之对象。作为参议员列席会议的傅斯年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心中的‘疙瘩’（Mental Complex）在那里时时发动”的缘故。同时，傅认为，汪之叛国与他的婆娘陈璧君亦有很大关系，因为陈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气得了不得。“汉光武的时代，彭宠造反，史家说是‘其妻刚戾’，不堪其夫之为人下’，陈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时认为，陈璧君之刚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贼叛国者仍是汪自小在心灵中蕴蓄的妾妇怨妒心理，与发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这种“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极度扭曲的心理状态，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变态，从而表现为他从事各种极端的政治上反复无常的投机和赌博。可谓：“在家家乱，在国国乱，《春秋》中所记弑父弑君有几个不是受这个心理所支配？”

    这篇以心理学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讲，给联大学生时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六十余年还记忆犹新并专门著文作过介绍。在何氏看来，像汪贼这样叛国投敌，组织伪政府，甘当儿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够单纯用被压抑的原始本能来解释的，而应该有其更深层次的政治的、社会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原因。但这个讲演却有另一方面的意义，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个，至少是在中国史学家中第一个，认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所谓历史，自然是指人的社会活动史，而人的活动归根结底乃是通过心理层次的这一环节。司马光在中写到反叛的案例时，往往会注意到这一点，并提到反叛者最后乃是由于“内不自安”而终于谋反。反叛者的野心与内心扭曲的性格交织而成，形成了最终叛逆的事实。

    何氏在中论述吴晗的性格与生活情形时，显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联大的这次独具一格的演讲，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处，因而当他在近距离和远距离打量吴晗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想到了傅氏所创造发明的一个情结（Complex），或一个“疙瘩”之观点。当然，不能说凡是心理上有情结或疙瘩（Inferiority Complex），就是汪精卫与陈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陈二贼与爱国爱民的革命者吴晗相提并论。但是，一个人在成长与生活中，蛰伏于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结”或者“疙瘩”，对思想观念产生一定影响，当是合乎情理和科学论断的。吴晗在西南联大作为一个未放过洋的年轻学者所显示的性格、生活作风与政治思想起伏与嬗变，与他心理层面中的“疙瘩”，连同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压力和影响是脱不了干系的。有人说，如果没有袁震革命欲望和思想的滋润，绝不会产生“斗士”的吴晗，是耶？非耶？尚有待来者更深入研究并作出科学的论断。

    据可考的文献资料证实，吴晗成为“斗士”并披挂上阵开始战斗的具体时间，当在1943年李文宜成为吴家座上客之后。吴晗研究者苏双碧、王宏志撰写的吴晗小传中，有一个与罗尔纲记述基本相同的细节：“一次，李文宜去看吴晗，袁震说吴晗钓鱼去了。待吴晗回来，李文宜责怪他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