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7月4日，胡适乘坐的邮轮经过50天海上风吹浪摇终于靠近了上海港。烟雨迷蒙中，朝思夜想的故国神州就在眼前。站在甲板上的胡适，手搭凉棚，眺望眼前这座在战火兵燹中几近夷为平地、百废待兴的城市，感慨万千。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三点，船在吴淞口外远远的就下锚了。大雨。

    天晴后，八点一刻，海上晚霞奇艳，为生平所少见。

    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

    简短的记述，蕴涵着浓郁的诗情画意，透出了胡氏对家国的眷恋与重返故土酣畅快活的激越心境，同时也隐约折射出异国他乡多年生活奔波的辛酸与悲凉——八年前，当他以瘦弱身躯，在熊熊燃烧的战火中踏上轮船甲板即将起程远离祖国的时候，没想到会在今天这样一个晚霞夕照的时刻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

    第二天下午，胡适离开邮轮乘儿子胡祖望引领的小船登岸，在一群报馆记者簇拥下来到上海市政府大厅，出席上海市长吴国桢做东的欢迎宴会。席间，胡适发表简短谈话，当记者问起在美国近9年的情状和感受时，一直面带微笑的胡适竟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说起。八年零八个月的艰难辛酸，宠辱哀荣，已郁结为一枚坚硬苦涩的青橄榄留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心境与感受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尤其是在刚刚踏上故国土地，激动亢奋的历史时刻更难出口。此事可谓孩子没娘——说来话长，绝不是此前胡适自嘲自怨的“我将真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所能概括得了的。

    在抗战前的6年中，国人皆知胡适是主和派政治集团的一员骁将，曾竭力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与日本讲和，尽力避免对日战争，直到受命出使美国才改变了这一顽固立场。多少年后，世人通过陆续披露的密信或内部档案材料才略有窥知，抗战前的胡适尚没有傻到把国家命运全部押到与日本谋“和”这盘棋上，在主“和”的同时，同样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或早或晚不可避免地总要爆发，也就是台湾前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于1936年春在沪所遗留“今寇焰逼人，中日终必有一战”的著名预言。中日双方利害关系，就连满清遗老连横老朽都能看出，何况集中西学问之大成的新派士林盟主胡适？在胡的思想观念中，除了一个以国家的最大利益负责任地主和的“和”字，又有另一个主动迎接战争的思考和计划。

    早在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在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中就表达了对时局的认识与战略构想，并精辟地预言中国需要一个长时期的抗战过程，方可促成英、美在太平洋与日本开战的可能，信中说：“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若中国局势发生逆转，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很远的将来”。其理由是，日本因滋生了一个狂妄而危险的图谋称霸世界的野心，最终将激怒英美，到那时，“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又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

    这封信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埋没日久的秘密，也消融了时人或后人对胡适的部分误解。可以说，至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胡适就意识到形势比人强的世界发展大势，开始修正他此前一味主“和”的观点，并天才地预见到了未来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地点、时间。只是鉴于当时蒋介石心中“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尚未摈除，加之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言与现实尚有一段遥远的距离，或者说仍处于雾中看花阶段，胡适不便公开表白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