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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谁知明月照沟渠
日,胡适悬在心口日久的石头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然铸就,或谓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新的世界格局业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该结束了。“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业已参战,强有力的“车、马、炮”已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国民党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而这个卒子是拼命向前还是后退,抑或翻到沟中的污泥里去,亦无关大局。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坐椅,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胡氏之说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面的愤慨与学术界的强烈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地在悬空夹缝中自生自灭。

    转瞬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事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自己悲凉的处境与内心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载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此时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竟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宗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胡适本人为之愤懑不平的同时,也令旁观者欷歔叹息。

    遥想当年,胡适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时,他一再声称自己就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家最危急的时期”,“为国家找点战时工作”。在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胡适写遭“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在另一封信中又说“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得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明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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