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至南京再转重庆，在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稍作停留，尽了一份“太上总干事”的责任之后即赴李庄。此时正是汛期，江水暴涨，波急浪涌，放眼望去，整个长江具有一种浩浩荡荡、气贯长虹的威势。傅斯年坐在一艘拥挤得几乎喘不过气来的轮船上，与不同身份的男女老少混杂一处，痛苦难耐又无可奈何地向前行进。

    自抗战胜利之日起，蛰伏在李庄的科研人员以及同济大学师生，就开始蠢蠢欲动，热切盼望尽快走出这个偏僻的小镇和憋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的连绵山坳，回到梦牵魂绕的都市，于灿烂的阳光与五颜六色的霓红灯下，重温那失散得太久的陈年大梦。在这个大梦中，年轻的学者纪律涣散，无心研习且心猿意马。有几人干脆借此机会向代理所长董作宾请假，返回家乡省亲，却又音信顿消，迟迟不归，后来才知是在家乡谈恋爱找媳妇，作起了娶妻生子的准备。董作宾眼看无力统率众位弟兄，在同仁催促与家属们的嚷嚷声中，连连给傅斯年拍发电报和书写信函，请求对方速返李庄，以维持即将溃散的局面，共商复员返京大计。

    1945年9月18日，董作宾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陶器及不用之书已着手装箱，将来迁移须全部停止工作，搬家时，盼兄能回李一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正在重庆、昆明、南京与北平之间来回穿行，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北大复员和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的事情中，对于李庄诸事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靠董作宾一人设法处理。而窝在山坳里的董作宾对外部消息知之甚少，关于搬迁的具体事宜又无法做主，只能不间断地以电报与信函向傅斯年请示问计。

    傅斯年对史语所何时能得以搬迁，同样举棋不定。他于1946年4月7日给董作宾的信中说“复员问题，京沪物价高，留下亦无好法子，真进退维谷也。东西是搬不完的，所以在山下租张家祠，继续一年，公私比例分摊或为不可免之事也。在京、渝、李（三地）必须皆有主持之人。”

    董作宾对此回复道：“三所公物是否可于五月底以前即开始向李庄镇内（张家祠）搬？或俟有定期再搬动？请指示。”傅斯年得电仍犹豫不决，未置可否。

    1946年5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还都令”，宣布于5月5日“凯旋南京”。傅斯年得此消息，不再犹豫，立即指示董作宾组织人员尽速装箱搬运，同时派员到重庆与民生公司商谈，请对方派专轮运送史语所人员物资。董接到指令后，立即行动，除委派本所助理员李孝定等人火速赴重庆商谈租船之事，又从李庄镇找来大批强壮青年，由板栗坳住地向李庄镇张家祠运送甲骨、书籍、青铜器等珍贵物品。史语所物品繁多、贵重，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才把大部分藏品运往靠近长江码头的张家祠。一箱箱货物堆积在一起，如同小山一样庞大壮观。

    李庄尽管偏僻闭塞，但就交通条件而言，与昆明相比，更适宜于外乡人回归疏散。如西南联大等在昆明的师生，要翻越许多座崇山峻岭方能回归到平坦的长江以北地区。而身处李庄的“下江人”可直接从家门口码头乘船，沿长江这条天赐的通衢大道，顺流而下，一路畅通无阻，直达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当然，这种便捷只限于平常岁月，在抗战胜利全国各界争相复员回归的节骨眼上，情形就大不相同。正如当时在重庆工作的费慰梅所言：“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部管制，为了避免混乱，每个部门和机构的搬迁依次序排了号码。当然，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利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东岸，而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则没有这种机会。他们只有依靠政府送他们回去，而且只能在惊人的通货膨胀中慢慢等待。”梁思成在致费慰梅的信中则说：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院一起走，但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第四十七号，而据说：“排在第一号的是中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