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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辞未拟,惜此离思
落款名单中,有的人当时并不在李庄而在其他机构服务,如李方桂正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调任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等。此碑镌刻之时,董作宾曾专门去函询问李方桂何去何从,是否有与史语所同仁一起复员回京的打算。1946年5月24日,李方桂回函董作宾说:“家母已八十,非飞机无法返平,而弟又必须陪走,故恐不能与所内同仁同行。经与萨总干事商议,已蒙允许,嘱弟函告吾兄,补一申请先行返都手续。”

    就在李方桂准备陪母返北平的时候,在美国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任教的赵元任曾动了携家回国,继续到史语所当他的语言组主任的念头。赵向学校当局递交辞职书时,校方不允,赵只好推荐李方桂接替他在哈佛的职位,以换取回国的机会。身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但仍兼史语所语言组代主任的李方桂,接到赵的信函,当即决定携家赴美。对于这个颇为匆忙的决定,李氏后来在他的访问录中透露:“(我)必须去哈佛的真正原因是为了领薪水,因为我没有钱了。”说这话时,李方桂显得相当轻松、干脆和直白,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理由,去美国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1946年夏,李方桂托人把老母送往北平,自己携家眷离开成都,转赴上海搭乘一架美国海军的军用飞机直飞檀香山,未久来到哈佛大学欲替换赵元任,但赵元任却由于其他原因未能成行。后来又因哈佛在人事安排方面发生变故,赵、李二人分别转入伯克莱大学和华盛顿大学任教。李方桂此次美国之行,成为西去的黄鹤,一去不返,自此与史语所同仁隔海相望,莫之奈何,赵元任也暂时打消了回国的念头。当复员回京的中央大学学潮迭起,原校长辞职,国民政府欲请赵元任回国接替校长一职,赵在给朱家骅的回电中谢绝未就。当内战爆发,国共翻盘,江山易主之际,经中共统战人员秘密做的“政治思想工作”,赵、李二人再度动过回大陆的念头,但学校当局不愿放人,二人亦未再固执己见。自此,“赵元任的回国梦在伯克莱结束,而我的梦在西雅图化为泡影。事情的结局总是这样。”李方桂后来如是说。

    李方桂飞抵美国弄钱去了,在李庄的学者们却还在为生计与复员还都之事大为犯愁。1946年8月9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致函傅斯年,表示自己患病非常严重,无法随史语所同事一道返京。

    傅乐焕是傅斯年的堂侄,其外祖父是济南著名的耆绅张英麟。

    自傅氏家族于晚清趋于破落后,傅乐焕的父亲携家离开聊城,来到济南投靠岳父张家谋生。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整个国家政局崩溃,张家也一步步走向没落。乐焕的父亲虽在先人的余荫下跻身于绅士阶层,然而随着家庭破败和生活的拮据,再也没有绅士风采与派头了。当时在济南的傅家可谓上有老下有小,不仅乐焕有胞弟乐忻、妹妹乐淑,另外还有孀居的婶娘与堂妹一家的生活需要照料。按当时的社会风俗和道德理念,那些所谓的衣冠中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肯把困难透露给外人,只有悄悄变卖家中的衣物维持生活,更不肯赧颜向亲友借贷求援。——这与半个世纪之后“文革”结束,特别是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世人为“求生存、图发展”,皆如春天出洞之蛇鼠争相从亲友或国家银行想方设法赊金借银,且越多越荣耀光彩,而一旦折本便不想还贷,溜之乎也,让对方呼天抢地满地乱滚莫之奈何的道德观念与行事准则大不相同。像当时的傅乐焕家族,更多了一层顾虑,怕家人出面借贷,有失傅家和乐焕的外祖父张家家族的体面。在这种处境下,乐焕的父亲既不能仰事俯畜,尽当家人的责任,又无法周旋于亲朋好友之间以引桥补路渡过难关。在长期穷困潦倒而看不见点滴希望与光明的境况中,乐焕的父亲终于忍受不住物质与精神双重挤压与煎熬,对人生彻底绝望,遂于1929年年关即将到来时,在雪花飘零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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