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