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陈寅恪诗文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术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特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已的。面对知已，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

    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在过往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陈寅恪挽词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