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作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让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人、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和社会在一片“革命”与“打倒”的号角声中急剧动荡，病中的梁启超陷入了忧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

    此时的梁启超对北方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皆不满意，认为全是胡闹，属于社会的乱源与民众的克星。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给朋友、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这一思想观点：“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人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竞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