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的伟大学人。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因有了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来回折腾，使原来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派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　 　 类思想与文学。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同样具有另类思想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欢呼与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了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特别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拼死抵制，双方皆以手中的笔作投枪、匕首，你来我往地对刺起来，并有不把对方刺倒打垮决不收兵之势。

    当此之时，而无论是被呼曰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或被称之为大搞“歪理邪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辈，还是刚刚崭露头角、大受时髦青年欢迎追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一旁敲边鼓的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极为清楚真正让他们在北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交锋对垒的后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的新北大。

    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蔡元培，作为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联系，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场震憾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名臣，以达改朝换代的目的。就中国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没有再形成什么像样的气候，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职业才又复苏，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动荡社会中再度勃兴。当此之时，整个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闷棍、刺杀与劫掠的风浪之中，无政府主义暗杀更是风靡全球。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啸叫，更有“人头做酒杯，饮尽仇雠血”“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等等狂吼。流风所及，中国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等，纷纷投入到这股大潮之中。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朴素谦抑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