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特别在石器研究中，对在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实所列四项理由否定了日本人妄倡邪说者的鬼话。而《史纲》的第一条就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从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并利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傅斯年这个声音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日本小鬼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缩头猫脑，改辙易张，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了。

    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工作开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甲骨文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鼓出地面、名叫后岗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加盟而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独特“海龟”，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它“海龟”和“土包子”学者更胜一筹，即是李济亦不能与之匹敌。

    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尹焕章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旷代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