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贵校解释，抑由胡福林本人解释，无关重轻，惟有不能不向贵校正告者：本所历来对于服务人员，除契约中所规定双方必须遵守之少数条件以及一切文化国家学术机关共认之原则外，无任何其它约束，但在规定中者，则双方均有严格遵守之义务。十余年来，本所同仁之聘任、续约、解约、去职，各随意志，照章而行，来去均极光明。曾有其　 　 它学术机关借用本所专门学者，先例甚多，大抵均在约满以后行之，或由请求机关征得本所同意，本所亦乐为赞助。如胡福林之未向本所辞职，即接受贵校聘书，并领双方薪金者，尚为初见。该员在本所工作有年，尚属勤谨，向无外务，不意贵校利用美金收入，外汇高涨，由滇赴川旅费一项，即支一千元，使一青年学者背其契约上之义务及作人之道，且事前并未与本所有商洽，此等办法，是否基于贵校所谓‘基督教之精神’，自应仍请贵校思之。本所以为此类举动，似与学术机关之身份不合，且易在青年学者之心术上生不良之影响，实不胜遗憾。

    在指责教训了一番后，傅斯年又以凌厉的姿态和攻势向齐鲁大学发出警告：

    至此后关于胡福林个人之行动，自与本所无涉，但在该员服务于贵校期间，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又，贵校来函，如昆明“购书之困难”等语，不知胡福林在此，乃向北平、上海购书，由此转寄贵校，积之已久，人所共见。诸如此类，以无大情，不暇细论，一切统希照查为荷。

    当傅斯年发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伐檄文时，已是1940年11月1日，其时，胡福林已悄然转道赶赴成都齐鲁大学，与顾颉刚等人胜利会师于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院研究所住地了。对于傅斯年的愤怒与指责，齐鲁大学校方与顾颉刚、胡福林等商讨后，认为傅氏尽管霸气冲天，但毕竟鞭长莫及，对齐鲁大学构不成巨大威胁，且齐鲁大学的名誉校长是重权在握的孔祥熙，有这位孔大人罩着，谅傅斯年也不敢，或者说不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做出不利于齐大的事来。于是，校方当局与顾、胡等人以胜利者的姿态会心一笑，不再理睬。只是令顾颉刚与胡福林没有想到的是，早在抗战前的1936年，明义士回加拿大休假，行前将收藏甲骨的大部分珍品悄悄打包，秘密转移到外籍好友麦克卢医生住房地下室中，这个诡秘的行动没有一个中国人知晓。抗战爆发，齐鲁大学南迁，这批最具学术研究价值的甲骨并未随校迁到成都，学校于兵荒马乱中带走的只是一少部分零散甲骨。因而胡福林到了研究所之后并没有多大的空间可供发挥，颇为窝火（南按：直到1951年夏，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林仰山，才向当局交出了一份明义士埋藏地点的秘密地图，这批甲骨珍宝才从地下室挖出，得以重新面世）。1941年5月19日，胡福林致函傅斯年，询问可否援引史语所“集刊十本一分附录沦陷文稿办理之例”，用于自己最新撰写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中。傅斯年与李济、董作宾商量后，李、董二人皆认为不可，于是傅回信予以拒绝。想不到胡福林并不罢休，来信提出抗议，指责史语所几位巨头不通人情世故。李济得知此情，勃然大怒，在7月30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毫不客气地说道：“弟对于胡福林实在厌恶。他所抗议的几条是否可作有效答复这要问彦老了。士林多此一人即多一败类，未议尊意如何？”8月3日，傅斯年回复李济：“关于胡福林事，如就其引彦老之文与之辩，转不易说，只能就他末了‘不得已’一节，骂他一顿。弟觉应复一信，尊意如何，乞示知。”

    傅斯年与李济对胡福林的抗议有无反击，如何开骂，不得而知。但自此之后，史语所算是与胡福林彻底脱离了关系，虽胡氏日后还有主动示好的信函致傅、李、董几位大腕，几人皆漠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