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部由昆明前往李庄的陶孟和，名履恭，字孟和，以字行世。1888年出生于天津一个读书人家。清末，天津教育家严修创办以新学为主的家塾，聘其父陶仲明担任塾师，陶孟和随父就读。1901年，陶仲明因病早故，其位由张伯苓继之。到了1904年，严氏家塾改为敬业学堂，陶孟和仍在此就读。1907年，学堂迁入南开地区并改称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任校长，陶孟和毕业并留校任助教。南开学校人才辈出，比陶孟和稍后毕业的有后来大名鼎鼎的梅贻琦、周恩来等一批人杰。

    陶孟和在南开学校任教时间不长，遂以官费生的资格赴日本留学，进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教育学专业，两年后因事回国。留日期间，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据说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十年内再版七次。1909年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受韦伯夫妇的影响极大，其时韦伯（Sidneyebb）与萧伯纳（G.B.Sy），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而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就是费边社成员所创立。陶孟和在费边社人员的影响下，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于1915年在伦敦出版。该著的问世，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此时陶孟和27岁。许多年后，著名社会学家巫宝三对此评价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

    1913年，陶孟和学成归国，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后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其间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界名流过从甚密。蔡元培于1917年入主北大时，陶氏极力赞助其对北大的改革，并于1919年1月邀集杨昌济、马叙伦等教授发起成立北大哲学研究会，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论启新知”，积极参与旧文化对立的另类文化运动。据巫宝三、罗尔纲等曾在社会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研究人员回忆说，陶孟和乃一“学问通家”，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学、史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天文学等等诸种学问，可谓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在北大时期风头之健劲，声威之显赫，不在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辈以下。1919年3月，远在欧洲问学的张奚若收到胡适寄来的几份杂志，阅读后向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新青年》中除足下外，陶履恭似乎还属学有根底，其余多半皆蒋梦麟所谓‘无源之水’。李大钊好像是个新上台的，所作《Bolshevism的胜利》及《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虽前者空空洞洞，并未言及Bolshevism的实在政策，后者结论四条思律，不无mechanical［机械的］，而通体观之，尚不大谬，可称新潮。”此番评价是否妥当是另一回事，至少说明陶孟和年轻时算是一个新锐人物。当然，对于陶氏的学问本领，也有一部分更为新锐的青年学者不放在眼中，或日不屑一顾。当时的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在回忆《新青年》创办与几名编缉的特点时，曾以嘲讽的口吻鄙薄道：“更有一位莫名其妙的，便是陶孟和，陶是英国的留学生，他外国书看得很多，是一位很好的读书顾问，但是他的中国文字太坏了，而且他读书不若胡适之之能得简，且没有综括之能力，做出来的文章非常笨（以后他还出了一部《孟和文存》，真是可笑之至）；但是因为能够谈什么社会问题、家庭制度等等，所以他也成为一位编辑了。”

    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孟和在当时的北大拥有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和人脉关系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据萧三回忆，1918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