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口的关系小，与政治及经济的关系大”这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本症结。

    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愿捐赠三年专款，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中基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专门从事社会调查，聘请在学界声名显赫的陶孟和为主任，全面主持调查部的工作。陶颇为干脆地接受其聘，纠集一帮志同道合者，风风火火地折腾起来。组建之初，调查部研究人员与统计人员共有8人，主要骨干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等，均毕业于北京大学。

    所谓中基会，原是为管理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于1925年成立的一个行政管理机构。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之余额及利息约1200万美元退还中国，分期支付。当时中外人士皆认为此款应作为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基金，而近代中国军阀混战，政局多变，为防政府官吏挪作军费或政治活动费，组织了一个由中美两国民间知名人士为主的基金董事会，共同管理和使用这笔巨额款项。这个董事会既决定资助的领域，投放的力度；又经营资本，购买有价证券，使基金也有收益。考虑到庚款余额终有用罄之时，遂决定设置一笔基金，并接受捐赠，以图长久。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行事，主要是置于保持在中国的长久利益，及传播美国文化和政治价值观的考虑；而中国政府则认为借此可发展教育等事业，加快现代化步伐。二者各为其想，各有所得，因而一拍即合，迅速纳入操作轨道。

    成立后的中基会最高决策者归属于董事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是中基会干事长。成立之初，由范静生、周诒春相继任干事长，任鸿隽担任该会的专门秘书、执行秘书。按任鸿隽的说法：“自民国十四年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的消息传出以后，全国的教育界都感到一个异样的兴奋。其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教育文化经费常闹饥荒的时代，这一年百余万的款子，就好像一支生力军，人人都希望它能发生一点奇迹。”又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这个机关的组织，是美国退还庚款的一个条件。当时国民政府尚未北伐，北方的军阀又濒于崩溃，美国政府不把这笔款子直截了当地交还中国政府而要求成立一个中美合组的董事会来管理，老实说，就是表示对于当时政府的不信任。不过这会的名称，不为‘中美’而为‘中华’，还表示这个机关完全是中国的。这不能不说是美国人对于我方的尊重。”根据中美两国的协议，这笔款子只有中基会有支配的全权，其用途是“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由于“教育文化”是个很宽泛的概念，所以中基会把“教育文化”的含义限定在科学事业。随后“中基会再加限制，把科学的范围规定为自然科学及其应用，社会科学事业虽然偶尔也有阑入，但已不是中基会事业的重要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