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私谊皆不算差，只是两人性格以及处事方式大不相同，傅斯年以他“目空天下士”的傲气和颇有几分绿林色彩的霸气与豪气，并不把这个曾做过北大教务长的师辈长者放在眼里。史语所在昆明时，与社科所相距并不远，但两所人员极少打交道，陶、傅二人更是很少来住。现在，整个李庄镇涌入的外地师生、科研人员、家属等人员已过万人，宫殿庙宇已被同济大学近万名师生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占。郊外山顶的板栗坳作为一个独立王国式的庞大山庄有屋有房当是事实，但当地土著都在此居住，并没有太多的空房专等着中研院的人来填补空白，一个史语所加上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职员与家属近百口人涌进，已显得相当拥挤，怎好再霸王硬上弓，强行塞进一个社科所。倘若社科所的所长不是陶孟和，而是陶氏的朋友胡适之，傅斯年是拼了命也要在板栗坳为其找到一个安息之所的。遗憾的是陶孟和不是胡适之，傅斯年当然不会为其拼命效力，庞大的板栗坳栗峰山庄之门，轰然一声无情地向陶孟和关闭了。

    可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当大队人马全部抵达李庄后，镇里的头头脑脑与士绅们此前不知有个社会学所一同前来，故没有为其找院备房的准备，遂弄了个措手不及，陶部大队人马踯躅街头，不知将在何处栖身。此时已是寒冬季节，李庄的天气虽然没有北方那样冰冷，但长江的水气弥漫天空，挡住了阳光照射，使人感到有一种阴森森的彻骨的寒意。而这种气候对刚由四季如春的昆明迁徙而来的人员更是难以适应。为此，许多社科所研究人员，特别是随所而行的老老少少的家眷，先后“扑扑腾腾”地病倒在地，所属人员呈现出了一片困厄潦倒、无家可归、乞丐与叫花子般悲惨的凄凉景象。万般无奈中，匆匆赶到李庄的陶孟和只得和罗南陔、张官周等当地士绅协商，把社科所人员连同家眷化整为零，分散于有空房的户主家中暂住，先治病救人，恢复身体，等熬过严冬，来年春天再设法安置。

    当1941年春天来临的时候，陶孟和总算在李庄镇找到了张家祠堂附属的三间仓库，并与张氏家族的士绅张官周等人商定，欲借此处作为社科所的办公用房。但天不合作，该仓库此前已租赁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并存放着的该公司的部分物资，要想把这些物资搬到别处，必须征得民生公司的同意并给予转租赔偿。陶孟和深感自己势单力薄，无力与民生公司财大气粗的老板爷卢作孚抗衡，再次屈尊就驾，恭请傅斯年出面合力与民生公司商谈。傅斯年身在重庆，正以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的身份处理各项事务，见陶氏求援，本想不予理睬，又想到自己毕竟暂时还坐在总干事这把椅子上，社会所的事务就是自己的份内工作，遂与陶孟和联名致电民生公司老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卢作孚，请求“拟借用贵局在李庄张家祠仓库三个月，为两所临时办公之用，如承慨允，祈电饬该库管理人员以便商洽。”

    想不到此事又遇到了麻烦。

    自武汉沦陷之后，民生公司的活动范围被压缩在川江流域，由于航运通道缩短，船只来往频繁，民生在沿江的许多大小码头，都租赁仓库存放货物，以便更有效地运营。如果是在半年之前，凭傅斯年在朝野的威望或与卢作孚本人的私交，民生让出仓库是完全可能的，但此次却大不相同了。由于年前民生公司为史语所转运物资在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的珍贵图书落入长江并造成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而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高位，且爱国心切，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且庞大的民生公司要生存发展，整日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