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机构与所属人员在李庄古镇内安顿下来后，开始各行其是。史语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主持。未久，李方桂因史语所待遇微薄，入不敷出，索性辞职离开李庄到成都，进入以美钞作后盾的燕京大学任教，史语所代所长一职由董作宾出任。

    按照工作计划，史语所考古组人员开箱整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李济指导人员整理殷墟出土的陶器；梁思永做侯家庄大墓出土资料研究。后来增加的四组吴定良等人整理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凌纯声、芮逸夫等则筹划做少数民族风土人情的调查。一、二组人员继续研究自己的课业，各项工作逐渐步入正轨，李庄板栗坳（栗峰山庄）不时闪动着学者们忙碌的身影。当大家在这个新环境中渐渐适应并略感寂寞之时，有客人自远方而来。

    1941年6月27日，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主任罗常培，自四川泸州码头乘船，溯江而上，朝万里长江第一古镇——李庄进发。

    梅氏一行自5月中旬陆续从昆明飞到战时陪都重庆，在处理了一堆繁杂公务后，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汇报并商谈解决叙永分校回迁事宜。

    叙永小城坐落在川江以南，位于泸州的正南方，属于川、黔、滇边境之地，素有“鸡鸣三省”之称。此处有永宁河通往长江，往南可入云、贵高原，与西边的南溪李庄虽有一段距离，但同属于川南地区，两地在各方面多有联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等机构从昆明迁李庄时，叙永是必经之地。史语所的石璋如在押运物资从昆明迁往李庄的途中，曾在叙永附近翻车于河中，晚年他对叙永及西南联大分校的情况曾有片断回忆：“叙永算是一个关口，也不算小地方，不过查得没有蓝田坝厉害……当时很多搬迁的机构来到叙永附近，像西南联大就把招考的新生搬到叙永上课，结果有很多在昆明考上的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叙永上课，但是在叙永上课的地方很小，是借用一间小庙来用。我们在叙永的时候，联大正准备教室的布置，尚未正式上课。”

    梅贻琦一行于6月9日由重庆到达叙永分校，因交通闭塞，地理位置偏僻，分校师生整日窝在破旧荒凉的野庙中上课，条件简陋，生活极端困苦，女生宿舍设在帝王宫，食堂设在城隍庙，更是多有不便。因是在小庙及周边安置课堂与宿舍，城内的电灯不能接通，晚上只有用一只小碗或小碟，灌上桐油或菜籽油，点燃灯芯照明。时间不长，埋头学习的学生眼毛、鼻孔已被熏得乌黑，倘不小心用手一抹，便成了戏曲中的黑脸包公。师生们整日伴着一堆黑乎乎的泥菩萨上课下课，文化生活几乎为零，不但青年学生难以忍受，即是随来的教授也觉得不好。梅贻琦等到来后，“助教多愿回昆，学生闻返昆讯皆大高兴”。对于战争局势的判断，叙水分校教授们的看法尽管有所不同，但又多倾向于“昆明敌所必取，而我方自亦必据守，但昆明如失则叙府（宜宾）继陷，而川南川东亦必不稳定矣。此种推测数月之后或能证明”。

    鉴于师生返昆心切和前途未卜的情形，梅贻琦等三人返回泸州后，于6月19日分别致信昆明西南联大主持日常事务的常委蒋梦麟、教务长潘光旦等人，谓“详告叙永分校诸君对于取消分校之意见，正反各列五条，末附本人意见……总之无论如何以早决定为宜。如叙校迁回，同仁及眷属旅费应酌予增加”。

    蒋梦麟等接信后，同意叙永回迁昆明，并上报教育部，着手筹措旅费等事宜。梅贻琦一行得知蒋的意见，颇感欣慰，表示在四川多待些时日，自泸州溯江而上，对抗战期间迁往乐山、成都的学术、教育机构作一番考察。

    因泸州方面一时无船上行，梅贻琦等人只好坐地苦等，9天之后，总算于6月27日登上长丰轮，一路颠簸动荡来到李庄。此行的目的除了看望迁往该地的老朋友，还有一项任务必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