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郑先生。”

    因傅斯年并不常在龙头村或宝台山，所内事务大都由郑天挺主持，才有这样一个笑话传出。说的是：“每当有人来文科所访问，守门的那位老司阍就一定会问：您是找正所长，还是找副所长？接着解释说：正所长是傅（副）所长，副所长是郑（正）所长。”有一天，一位少壮军官模样的人来到昆明拜访傅斯年，当他费尽力气一路打听摸到龙头村宝台山文科研究所，那位忠于职责的守门老司阍挡住去路，开始用昆明土话没完没了地解释起正所长与副所长的关系来。时正值盛暑溽热，来者越听越糊涂，以为眼前这个老家伙装疯卖傻，原地兜圈儿故意与自己为难，遂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不耐烦地用山东话道：“你就不要给我瞎鸡巴胡扯蛋了，我要见的是傅所长，你装什么孙子？”言毕，顺手赏给了对方一个响亮的嘴巴。

    老阍身子一歪差点倒地，待站稳脚跟，一看对方黑塔一样的块头，面露愠色，眼角有凶光透出，不敢再行多言，急忙转身跑到所内一间小黑屋，把郑天挺叫了出来，结果双方大眼瞪小眼，并不认识。因了这次尴尬事件，宝台上的研究生们在窃笑的同时，又戏编一副对联，曰：

    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

    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

    晚年的郑天挺在教育界人士的怂恿下，曾想把这段特殊而有意义的生活写一长文留世，且把当时的学生名之为“宝台山子”，惜文未成而身已殁，令人扼腕。

    尽管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对研究所事务和学生学业管理、指导较少，但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特别是在导师的聘任和处理各方关系方面着力甚多。1940年8月26日，傅在写给驻美大使胡适的信中曾这样道及：

    北大事，我这一年亦颇尽力，近则焦头烂额矣。北大文科研究所去年恢复，向中英庚款会捐了点小款，除教授兼导师外，请了向觉明（南按：向达）作专任导师，邓广铭作助教，考了十个学生，皆极用功，有绝佳者，以学生论，前无如此之盛。汤公公道尽职，指导有方，莘田大卖气力，知无不为，皆极可佩。此外如毅生、公超、膺中皆热心，只有从吾胡闹。此人近办青年团，自以为得意。其人外似忠厚，实多忌猜，绝不肯请胜己之教员，寅恪断为‘愚而诈’，盖知人之言也。近彼大骂受颐无学问，我真不能忍耐，即与之绝交。我自求代理此事，一年中为此进城不少，又由史语所借了一大批书，弄得史语所中颇有怨言，真不值得。

    傅斯年提到的受颐即陈受颐，原是留美毕业生，归国后辞却境外大学聘请，受胡适之聘到北大历史系任教，并做过一段时间的系主任，深得胡适与傅斯年尊敬。此时在昆明，受到正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的排挤，傅斯年为之大鸣不平。傅在信中提到的“从吾胡闹”之从吾，即姚士鳌，号从吾，河南襄城人，1920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其间结识了傅斯年、陈寅恪、毛子水、俞大维、罗家伦、何思源等人，算是欧美派的一个人物。1934年归国后出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两年后出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史学系教授，但其为人为学一直不为傅、陈等欧美派重量级学者所重。由于这种关系，抗战胜利各校复员后，姚从吾没有再进北大，而是跑到他的老家河南大学做了校长。1948年6月，解放军围攻开封的战役打响，姚从吾负隅顽抗，最后见开封陷落，大势已去，便混于百姓中逃出城外。后企图在苏州恢复河南大学，刚及成形，便在解放战争隆隆炮火中仓皇逃往台湾，不久在台湾大学谋得了一份教职，得以继续从事教书匠生活。姚在台大的一个名叫李敖的学生，曾对其形象作过这样的描述：“大二时候，我选了姚从吾老师的‘辽金元史’。此公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