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度、风仪和韵味，并不是历史上真正的嵇康。金岳霖比那个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与司马氏新兴政治势力合作，动不动就抱着琴瑟大弹，年仅40岁就被司马昭砍了头的嵇康要聪明、清醒、理智和识时务得多。尽管当年的小金、后来的老金不只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相当的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出身的欧美派“海归”一样，中年与晚年的老金也曾在许多公开场合发表宣言，特别对学生运动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等运动，更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真诚，对新兴的政权也是从心底里予以服膺和配合。正因为老金不同于当年的嵇康，且在新政权统治时期一系列出色的政治表现，才有幸活到1984年90岁高龄去世，这样的际遇在金氏的同辈朋友、同事中算是个罕见的异数，由此可见老金的政治头脑以及对政治和王道理论活学活用的功夫，并非一般知识分子如陈寅恪、吴宓或叶企孙等人可以比拟的。

    饱受欧风美雨的浸淫，思想、生活观念已相当西化的老金，自重返清华执掌教鞭后，总是西装革履，打扮入时，加上一米八几的高个头，可谓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在所有关于老金的逸闻趣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好事者们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暗恋着心中的圣女、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据说，老金在英国读书时，曾得到很多妙龄少女的追捧，其中有一风流俊美、整天高喊着“哈喽”“OK”的金发女子，还一往情深地追随老金来到北京同居了一段时期。但自从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后，与其同居的那位风流美女，便被老金想方设法打发到美国她老娘家，再也没有回来。

    当那位金发碧眼的美女含泪离去之后，老金在长出一口气的同时，索性卷起床上那张狗皮褥子，提了锅碗瓢盆，于1932年搬到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一家的院子“择林而居”了（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重名，愤而改为林徽因。后来书信往来中，仍有称林徽音者）。后来老金对这段生活有过描述，说：“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一直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他们家。”又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金岳霖与林徽因相识直至相爱，缘于好友徐志摩的引荐，而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相识则在英国剑桥，即徐志摩诗中不断吟咏的康河与康桥，著名的“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便是《再别康桥》的名句。

    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与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北洋时代分别出任财政总长和司法总长，皆属显赫一时的高官大员，又是多年的挚友。因了这一关系，梁思成与林徽因于1919年，也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在北京相识。尽管梁、林两家的前辈颇有结成儿女亲家之意，但梁启超并不想按传统婚俗行事，来个指腹为婚，或弄个娃娃亲之类的团圆媳妇（南按：即童养媳）。他曾明确告诉年仅18岁的梁思成与年仅15岁的林徽因：“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亲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你们自己决定。”令梁启超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年，便有一不知好歹的小子横冲直撞地钻入了林徽因的感情世界，并在大洋彼岸生发了一股狂涛巨澜。此人就是徐志摩。

    1920年，当时在段祺瑞内阁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因受各方政治势力排挤被迫卸任，旋以中国国际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