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主任、外文系教授吴宓与老金友善。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之句。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

    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　　 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并听过老金讲课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听过课和相熟的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段，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什么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东北胡子出身的军阀张作霖了。

    老金一生所搞的逻缉哲学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当时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就开设逻辑课，听的人不多，每堂课只有七八个学生，而真正能听懂且领会其中名堂的也就一二人。对于这门学问的深奥与哲理，与金同在哲学系的冯友兰曾有过这样的话：“金先生还有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