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加以对待，他对梁、林夫妇和营造学社同仁们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岩穴寒士们精神上获得了一丝慰藉。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多灾多难的《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花时间最长，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一只书箱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书稿。

    每次老金跑警报，手提箱里除了视若生命的《知识论》，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对这一情状，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在后来撰定的《跑警报》一文中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但“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十分尊崇和敬仰。

    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最普遍的是金戒指。老金提着林徽因的情书跑了几次警报后，忽然灵感迸发，非同常人的头脑立即意识到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既然有人带金子逃跑，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有了这个逻辑推理之后，便把这个发财的门道悄悄告诉了几个学生，让其如法试行。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几个学生每次回归都很留心巡视路面。果真有同学两次捡到过金戒指，老金闻讯甚为得意。逻辑推理有此妙用，是教这门课的金岳霖此前未曾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之所倚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竟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藏有林徽因情书与《知识论》手稿的小箱子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本飞机在城内轰炸，他坐在山中一块石头上，打开箱子取出书稿埋头修改。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竟一觉睡过去了。当老金醒来时，天就要黑了。老金坐起身，揉揉眼睛，提起箱子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