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傅斯年又携妻带子离开重庆来到李庄。傅氏的到来，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仁无疑是一个喜讯。

    此次傅斯年返李庄，除对史语所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傅氏身体垮掉得如此之快，除原有的病根与终日奔波忙碌，与他突遭老母病故有很大关系。

    傅斯年父亲早逝，家中全靠年迈的祖父与母亲支撑。到了傅斯年祖父傅淦这一代，当年的状元府已经衰败，兄弟们分家时，处世淡泊的傅淦只要了一点末等房产安身度日，因而到了傅斯年成长的年代，家中就显得寒酸落魄，生活窘困。如有急事用钱，告贷无门，傅母只得忍心含泪命人从颓垣断壁上拆一些砖瓦变卖。因住房破损又无钱修理，每逢风雨来临，屋顶漏水，傅母只好怀抱幼子孟博，头上撑一把布伞遮风挡雨，生活十分艰难。按当地风俗，身为长子的傅斯年，在16岁读中学时，就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蘸萃姑娘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年轻的丁姑娘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乡下小城，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傅斯年反差极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另类教育，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快，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更是深恶痛绝。他与丁媳妇长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傅氏为此悲愤满腔，想摆脱这种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转来转去总不得要领，令他苦恼之极。

    当他留学欧洲归来，以一只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重新爬上远东之岸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傅斯年挟西洋之学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国社会瘟疫一样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吃人”礼教，遂下定决心要与母亲娶的那位“儿媳妇”一刀两断。于是，在1934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傅斯年擦着满头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笔“青春损失费”，总算与丁媳妇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8月5日，与俞大维的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冲之年即受到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擅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作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得益于傅斯年留德同学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氏才与比自己年轻10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己一起生活。据说，傅氏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了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因傅母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作为儿媳的俞大綵为照顾婆母身体，不敢给她食肉，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且极爱好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

    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危在旦夕。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的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